人类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无能。因此，当他为自己的无能埋单时，一定要强迫自己把责任给推出去。
所以，请记住这一点：一个人如果习惯于为任何一件搞砸的事情找外在的原因，习惯于推到别人身上，他一定是一个无能的、不敢为自己承担责任的人。小女生尤其注意了：他对自己都不敢承担责任，会对你承担吗？
人类还有一种强烈的偏好，那就是当自己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求遭受挫败时，会找一个“公共污水沟”发泄。这个公共污水沟越臭，越能形成他发泄时的条件反射，他就越能成功地在发泄的快感中逃避自我。
我相信，某网站关于一个事件的标题“研究生未找到工作回家种地其父愤而服毒”，一定迎合了很多人的这两种心理。“哗啦”一下，很多人肯定准备着控诉“知识难改变命运”、骂教育骂体制了。
但还是不要去培养自己容易被人忽悠的能力。先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件什么事吧：
一个河北大学2008级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进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实现他“创作文学”的伟大抱负（他现在已41岁了，毕业时40岁），于是回乡务农，继续幻想着自己的“文学梦”。
苗卫芳家里家徒四壁。其父苗风山本希望他毕业后找到一个好工作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但到头来又回到村里种地。由于疾病缠身，无钱医治，在很多村民的闲言碎语中，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当然，他被救活了过来。
这样的事，真是让人痛苦。但它完整地阐述了这个时代小人物们悲剧命运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用“知识难改变命运”这类浅薄套路根本就看不到。
一、如果你爸不是李刚，亮一个文凭出来就想要好工作，你以为人家是做慈善的吗？
“知识难改变命运”，固然是对于这个体制排斥了穷二代，以及现代的知识生产因无法适应社会需要而难以让知识者获得收益的状况的描述，但这并不是全部的情况。它也可能就是对“有文凭而无能力”的一种包装。
我不想再来澄清“有文凭不等于有知识，有知识不等于有能力”，以及会考试和会做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类常识——我认为心智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不敢正视自己无能，除了拿一个文凭出来晃一下就没别的本事的人除外。
可以问一句的是：你认为你拿了一个什么文凭，社会或别人就应该给你一个好工作，一个高薪，凭什么？是社会和你签订了一个契约还是欠了你什么？除了文凭，你还有何德何能？你以为人家是做慈善的吗？
苗卫芳是研究生，可以理解他对于“铁饭碗”的预期。这是范进同学、乙己兄弟的思维模式的残余。
按照我关于社会价值排序的理论，权力、金钱、美貌、高文凭、高地位等属于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或交易，因此就给拥有某一稀缺资源的人，强化了想获得另一稀缺资源的心理预期。如果现实确实就是如此或曾经是如此，那么，他这种预期更为强烈，而且认为就是应该如此。
我们甚至会认为，一个女神（无论是粉木耳还是黑木耳）如果是让一个穷矮挫来搞定，那真的是糟塌了，因为这不是在价值排序上同一档次的资源的交换，后者根本不配。而如果穷矮挫屈服于这个价值排序，对于搞定了女神，他一定有一种占有的阴暗的快感。
但尽管文凭的社会价值排序很高，但在今天，由于已经不那么稀缺，研究生一抓一大把，其价值属性已经大大降低了。而且，在资源分配上，现在已经基本改变了过去的模式，不是有一个文凭马上就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文凭要转化为别的稀缺资源或与别的稀缺资源交易，必须通过“知识--运用”的检验，即转化为做事、创造的实际能力。它更多地只能用来当成一个对于没有文凭的人来说“机会优先”的职场通行证而已。
但文凭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有了一个文凭就可以收获果子了。
抱怨“知识难改变命运”的，一定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屌丝。官二代富二代不正当地攫取了本来必须通过公平决斗才能决定归属者的收益，他们不会去抱怨。而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也知道这种抱怨不过是一种自杀：爽是爽了，但它更加让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适合干什么！
二、一个自私的人，往往用“梦想”来包装自己
苗父的自杀，问题首先出在苗卫芳身上。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自私，但是，如果用“梦想”来包装自己的自私，那就很可怕。苗卫芳正是这种人。
情况很清楚，尽管配置大量的“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纯粹是教育的犯罪，因为并没有那么多“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而一个人想要在研究机构里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除非有极高的学术天赋，而苗卫芳资质平平——但他也不至于沦落到找不到工作的地步（除非假定一个人是纯粹的白痴）。学过某个专业但最后工作并没有“对口”的人都明白，虽然你的“专业”用不上，但你的文化水平和培养的思维能力，足以让你应付、做好其它领域的工作！
事实上，苗卫芳也去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工作过，但上班十来天就辞职了。而也有他曾工作过的学校主动联系他去教书，但因为纠结于300元的工资差价而告吹。一句话，他并不是找不到工作。
真相是，他想找的是“收入稳定”的工作，且工作环境又适合他实现“文学创作”的伟大梦想。而这种理想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做一个教师或做其它，好像就会挡了他实现“梦想”的道。
多么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梦想啊。但纳税人拿钱去养一个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搞“文学创作”的，显然不太好，这比养一个饭桶好不了多少。正名正言顺的，就是想办法混进文联，这是合法的包养，可惜他又拿不出足够份量的“文学作品”。
我注意苗卫芳说了这句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梦，我的梦就是创作文学。”
“创作”这个词，属于具有体制包养特征的文联、作协的话语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流行。一个自我言说“创作”的人，对应着他被体制包养的作家身份或对这一身份的向往。苗卫芳在今天还用它来表达，无异于一种自我暴露：一个清高迂腐，自卑自恋，自怨自怜，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小文人。
一个人有“创作文学”的“梦想”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对于苗卫芳来说，他已经超过40岁，家里一贫如洗，老父有病，正期待他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状况，来找到一点钱治病。对于他来说，毕业后要做的，就是担当起一个儿子，一个男人的责任，先找个工作干养家糊口——而这样，也并没有妨碍他的“创作文学”！
但他好像不知道有这样的责任。
同时，他好像也不懂得去预知一下他回乡务农可能对父母的伤害。他不愿意去理解父母对自己投入了多少期望，以及自己这样会不会成为别人嘲笑父母的把柄。
这是一个从来就不愿意为别人考虑一下的人！
而更让人悲哀的是，在不能混进政府和事业单位搞“创作文学”后，当一个“农民研究生”、“农民作家”，他还可以想象是为了文学的梦想，理想，他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漠视，但始终坚持着“理想”。经由这种想象，自己的人格瞬间崇高起来。
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一个内心被破坏的人。这里指的，是那些羞辱穷人的人，是那些暗算别人的人。还有一类人，他们不会去主动去攻击别人，但却无视自己对于他人的道德义务，从而消极地对他人构成伤害，这类人，无一例外地是有人格缺陷的人。
2011年的时候，苗卫芳还上过广东电视台的《幸福密码》节目。节目播出后，有一个同样也是小文青的人使劲吹嘘他“为了理想，孜孜以求，坚韧不拔的意志”，并顺便控诉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失去理想和信念”。
是的，失去理想和信念应该遭到鄙视。但是，如果用“梦想”来包装自己的自私，掩盖自己的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以至于给家人带来伤害，那就更要受到谴责！
三、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亲人押上心理竞争的赌桌
苗父的自杀，除了绝望，还有“巨大压力”。它就来自于“社会价值排序”这个恶魔。
一个人只要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心理问题的门就会向他打开，他就会不得安宁。如果社会价值排序的挤压让他在心理上难以生存，甚至可能通过自杀来逃避。
屈服社会价值排序的人，最喜欢和别人进行心理竞争赌一把，而可以衬托自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是赌资。很多人喜欢比谁的儿子有出息就是这样，儿子出息就意味着他比对方社会价值排序高，在心理上就可以压倒对方。
但如果儿子最终还是没有“出息”，在社会认知中成了一个笑柄呢？
我们情境还原一下苗卫芳刚考上研究生时的情境：
前面说过，文凭在社会价值排序中是处于高端的，可以转化为其它稀缺资源或和它们交易。一个研究生，可能在城市社会价值排序已经不高，但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还是很不得了的。而苗卫芳是他们那个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
所以，他考上研究生，村民一定有这样的想象：哇，有出息了。像北大一研究生，刚找到工作（注意，还只是刚工作）时月薪8000，他父母嫌丢脸，称年薪应该百万，从中可以想象到这样的父母的认知水平，以及把儿子作为赌资押上心理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