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受过教育的左倾美国人有些担心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入侵带来的后果。如今我们又增加了一种忧虑，这恐怕是“全球美国化”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对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和认识，其结果可能是导致美国式的精神疾病也开始全球化。
这个结论是在不久前一个由人类学家、跨文化精神病学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发布的。这些研究人员认为，精神疾病不像小儿麻痹症这样有自己传播历史的独立疾病，研究人员收集的大量个体案例证明，世界各地的精神疾病都各不相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在一些东南亚文化圈中，男人常会得一种叫“杀人狂疾病 ”（amok），这种疾病由记忆缺失症引起；而中东地区正在呈线性增长的精神疾病叫做Zar，这是由宗教对人的精神占据所引起的精神恍惚。而在1980 年代的欧洲，很多男人患有神游症——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步行几百英里；19 世纪晚期，患有腿部中风癔症的中产阶级妇女数量激增，因为当时对女性权利的重重限制导致了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患病的假想。
但是现在，精神疾病的历史规律不再有效。
不止一代美国人将自己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以科学的名义，相信我们对导致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原理的揭示，驱散了近代科学之前人类对精神疾病的神秘化解释和治疗。简而言之，我们不仅改变了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还用自己的语言方式阐释了其他文化中的精神疾病。事实上，一些精神疾病——忧郁症、创后精神失调、厌食症——这些疾病的名称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世界各地跨文化传播，混合和取代了精神疾病的固有形式。
港式厌食症与西方厌食症
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病专家李欣博士（音译）亲眼见证了精神疾病的美国化。在1980 年代晚期和1990 年代早期，他都致力于研究一种带有文化特色的香港式精神性厌食症。和美国式厌食症不同，他的病人无意节食，也不惧怕肥胖，他们厌食大多因为患有胃胀气。李欣博士试图理解这种本土厌食症，同时找出为什么这种疾病如此罕见。
当他开始撰写厌食症的香港特例时，厌食症突然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1994年11月24 日，一个十几岁的厌食症少女暴毙在一条繁忙的闹市区街道上。事后，中文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大多直接拷贝了美国医生的诊断结论，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个香港女孩的厌食症和美国以及欧洲的厌食症一样（即由怕胖节食而导致）。紧随着少女之死，人们对厌食症的认识（包括致病原因、症状、主要人群）都遵循了一条很简单的道路：从西方到东方。
西方医学不仅简单地模糊了港式厌食症的特征，甚至还改变了对港式厌食症的描述。在李欣博士此后接触的厌食症案例中，由惧怕肥胖导致的厌食症比例迅速增加，2007 年，惧怕肥胖导致的厌食症占到了所有厌食症案例的90％，大多数患者都相信怕胖是他们让自己挨饿的最重要原因。
这个现象让李欣和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患者的主观期待和信仰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最终的病症。“文化有时能塑造精神疾病。当媒体、学校、医生都认定、谈论和宣传厌食症是因为怕胖引起的时候，人们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进食障碍归咎为怕胖。”
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更加令人不安。李欣在美国和英国接受的医学教育，他更知道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背后的西方势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神健康专家创造了对精神疾病的官方分类，由他们制作的诊断手册变成了全世界通行的标准。美国研究者个人和机构管理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主要学术杂志，筹办重大的学术会议。西方医药公司控制着精神疾病药物的制药技术和市场。此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创伤学专家常常会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后跳出来，第一时间发起“心理救助”行动，用他们对灾后心理创伤的臆断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这个趋势就像潮水一样势不可挡。
“当西方医学对疾病的分类占据了主导地位，弱势文化对个体疾病的定义就被剥夺了。”那么港式厌食症可能拥有一套区别于西方厌食症的定义吗？看起来没可能。李欣说，因为厌食症早在19世纪早期就出现在欧洲，西方精神病学专家花了50 多年给它命名，并把厌食症编入癔症的行列之一。
美国化可能加剧全世界的精神苦难
在专业医学领域，很少有人谈及西方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念可能影响其他文化对精神疾病的阐释。很多受到当代精神病学教育的年轻学者和从业人员，把已有的关于药物和疾病分类当成了宝典，而忽视了精神疾病可能带有的文化差异性。
但是，跨文化精神病学专家和人类学家却告诉我们，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都可能因为文化信仰的不同而有区别，就像前文提到的杀人狂疾病、Zar 以及腿部中风癔症一样。如果不了解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思想、习惯、体质（这些特殊的文化标志），就不能真正了解这种疾病。
跨文化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输往世界的精神健康理论绝非有十足的科学依据，在文化上也不完全中立。伦敦精神病学专家德里克·萨默菲尔德说：“西方精神健康论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包括人性理论、人格定义，是对时间和记忆的片段认识，也是道德权威发挥作用的地方。其中没有一样是具有普适性的。可是当西方精神健康的论述处于全球化之下时，也得到了彻底的信任，就好像人性的版本只有一种，疼痛和苦难只有一种模式。精神病学没有绝对。”
西方精神病学的论述和治疗大受推崇的背后，隐含着他们对人性的多样化的臆测。西方人对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导致精神创伤有着类似的看法；我们也认同倾诉比沉默寡言更利于心理健康；我们也知道人类的思想其实很脆弱，需要专业的干预手段（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协会的报告中，每年大约有1／4的美国人诊断患有精神疾病）。我们输往世界各地的精神疗法都带有明显的美国标签。这些疗法深深受到笛卡尔的意识与物质分离的二元论、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二元论的影响，还受到将个体健康和群体健康分离开来的自救哲学的影响。这些思想观念就像麦当劳、说唱乐一样，对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没人愿意承认我们医学水平的发展抑制了别国医学水平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人类大脑的最深刻认识并没能顾及到全人类。当先进的科学被转化为流行信仰和文化事件时，它们包含的复杂科学含义常常会被剔除，剩下的只有滑稽的空洞叙述。网络上流传的一种抗抑郁药广告是这么说的：“和做蛋糕需要比例正确的面粉、糖和发酵粉一样，你的大脑也需要比例均衡的化学药品来平衡，让它运转得更好。”被一代理论家和研究者分析阐释的西方思想，最后只是被简化成塞进大脑的化学药品。
所有的文化都在和难以痊愈的精神疾病做斗争，而我们自己也一步步更加坠入安全感减少和恐惧增强的漩涡中。很多哲学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金钱用来研究和治疗精神疾病——让医学在人类历史上发挥更大作用——因为我们突然间失去了古老的信仰体系，也让精神失去了意义和依托。
如果说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健康需求是因为信仰的缺失，那么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像我们一样思考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用西方的精神健康理论、治疗方法和分类，来尝试治疗现代化和全球化引发的精神疾病，可能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不尊重其他民族和文化中的自我认识和治疗方式，则可能加剧全世界的精神苦难。（原刊载于《纽约时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