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吉姆·弗仑是一位脑神经学家。在过去的36年中，他一直以生物学为基础研究人类行为的成因。他通过人类大脑成像寻找人类行为的生理原因和先天因素。
上世纪90年代，PET（用于生物分子代谢、受体及神经介质活动的成像技术）和fMRI（用于脑功能定位的成像技术）之类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对观察人脑和探求人脑的功能起到了非凡的作用。通过对特定的大脑活动皮层区域进行准确和可靠的定位，并且以各种方式反复进行扫描，科学家们可以实时跟踪人脑信号的改变和大脑的每一个细微末节。
弗仑的研究就是捕捉大脑的图像和反应，然后分析它们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作为一名研究交叉学科的学者，弗仑是一名生物学家，却有很多心理学家同事，人类行为是他们研究的纽带。弗仑最开始涉足变态杀手的研究，正是因为他的心理学同事经常给他一些心理案例当事人的脑扫描图，让他帮忙分析其中的中枢神经回路，其中有很多“脑袋”属于变态杀手。针对心理变态的杀人犯进行研究其实很是困难，因为数据稀少，一个人一旦被定罪，说服狱方同意对他或她进行遗传或大脑分析的可能性就变得很渺茫了。
然而，有一次，弗仑研究心理学的同事给了他70个人的大脑核磁共振扫描图，其中有正常人的，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也有变态杀手的。当弗仑拿到这70个“脑袋”时，他自己的脑袋“大”了。同时对这么多人进行单盲分析，他根本无从下手。
大脑的规律
大脑皮层是人类最神秘的部位，额叶和颞叶是这一神秘部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额叶皮层和感情、情绪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前额叶皮层下侧的第三个部位，称为眼窝前额皮层，刚好位于眼睛上方。当人们面对可口的食物、“煞风景”的景色、恶俗的音乐，甚或堪称“极品”的相亲对象时，眼窝前额皮层就会释放出“接近”或“逃跑”的情绪信号。当眼窝前额皮层受到损害时，人就会丧失大部分的情绪功能。虽然这种人无法产生一般正常人在恐怖或陶醉时的正常反应，但是他们分析推理及逻辑思考的能力却不会受到影响，在智力与道德规范测试中表现也很正常。不过，这并不能使他们变得更有逻辑和理性。由于只能依靠理性判断，内心没有好恶，不管有多少项选项，他们也找不到选择的理由。相反，正常人充满各种情绪的大脑能够立即自动评估出种种可能性，并做出“最佳”选择。只有在多个选择显示出相同可能性的情况下，正常人才需要用理性衡量。正是因为人类的理性如此依赖复杂的情感，所以说，眼窝前额皮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个性特点。至于颞叶则涉及人类重要的情感功能和包括语言与记忆在内的高级认知功能。
暴力基因
遵循着大脑的规律，弗仑开始研究他手中的70个样本 “脑袋”。根据弗仑以往的研究经验，谋杀犯和连环杀手这类变态杀手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的眼窝前额皮层及颞叶内侧都会出现受损现象，虽然他们彼此间仍然有着些微的不同，但是大脑受损是他们共有的特征。除此之外，控制他们的还有最关键的暴力基因。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20多个基因标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于人性格中的暴力倾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MAO－A（单胺氧化酶）。
是否具备MAO－A基因，和性别有着很大关系，因为它存在于 X染色体，所以人们只能从母系获得此基因。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变态杀手是男性，和男性为什么往往比女性更容易有暴力倾向或具有好斗性格的原因。因为女性可以从父系获得一个 X染色体，再从母系获得一个 X染色体，这样可以起到稀释“暴力基因”的作用，而男性却只能从母系获得一个 X 染色体。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2009年意大利法庭曾为一名已被判刑的囚犯减少刑期，因为他的精神报告指出，他的脑部扫描中有5个相连的暴力行为基因，包括单胺氧化酶基因，也就是MAO－A基因。
弗仑在研究过有关这70个“脑袋”的一些零碎的资料后，根据遗传学、大脑受损时间及状况分析了所有的扫描图，并确定了其中5名神经病患者，结果这5个大脑的确是属于5个连环杀手的。
最像杀手的人
之后，吉姆·弗仑和变态杀手的关系朝着更具戏剧性的方向发展着。
有一天，弗仑的母亲告诉他一些有关弗仑父系家谱中的“不靠谱”的人和事儿。根据弗仑母亲的说法，从好的方面看，弗仑祖上有个叫以斯拉·康奈尔（EzraCornell）的人，创建了康奈尔大学；但从坏的方面看，在过去四百多年里他的父系祖先中有七人或更多人曾经是谋杀案的凶手。一本名为 《离奇凶杀》（KilledStrangely）的书记述了弗仑父系家族的 “暴力血腥”史。自从1673年，汤玛斯·康奈尔（ThomasCornel）因谋杀自己的母亲被绞死——这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第一起有记录的弑母案，此后每隔100年，弗仑父系家族都会出现几个冷血杀手，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莉齐·博登（LizzieBorden），在1892年，她被指控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最后被无罪释放。
面对着这样的遗传基因，弗仑采取了一个最个人化的，也是最专业的应对方案，他以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为对象，进行了PET扫描、EEG及遗传分析，这将帮助弗仑找出家族中谁是下一个最像杀手的人。
尽管，弗仑的堂兄约翰——一名纽约州教育部门的员工，在年轻时曾经在街头度过了一段拳头生涯；弗仑的堂弟皮特——一个开药房的家伙，偶尔喜欢从100英尺的悬崖上跳到海里潜水，但是大脑PET扫描显示他们都没有暴力的痕迹，扫描也排除了弗仑性格温和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结果是，扫描排除了弗仑家的每一个人，除了弗仑本人。他的PET扫描显示，他的大脑有两个部位——眼窝前额皮层和颞叶内侧，脑细胞的活跃度极低。这个模式和他研究过的变态杀手极为相似。他们的大脑都在同样的位置有过损伤，虽然损伤的情形各不尽相同。
吉姆·弗仑是变态杀手吗？
根据弗仑自己的理论，MAO－A基因本身并不会让人变态甚至杀人，它只会让人更加争强好胜，以各种不同形式。有MAO－A基因的人很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CEO或者美式足球运动员。以他自己为例，他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只要是比赛他就想赢，凡是跟他一起玩过牌或者打过球的人基本上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弗仑自己说，“每当涉及到战斗或逃跑，我就会立即进入攻击。”他的基因分析和脑部扫描，只能证明他是一个特别容易一时冲动的人。 但他不会打人，更不是杀人犯，他的“暴力”是以一种冲动、好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决定性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弗仑的“暴力”基因，使他没有变成一个变态杀手呢？
弗仑身上拥有与暴力相关的高风险基因，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杀人者，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变态杀手，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
理论上而言，一个人要到2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眼窝前额皮层才能“成熟”。因为大脑损伤发生的确切时间是决定变态杀手类型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使MAO－A基因以暴力的形式呈现出来，必须是在相当早期，即青春期之前，身处于某种极度受创的环境中，这种创伤不是指打屁股之类的生活压力，而是真真实实地目睹或身处在暴力之中，这是使镜像神经元系统运作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暴力基因的人亲眼目睹越多暴力事件，他转变为变态杀手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眼窝前额皮层和颞叶受到损伤，从而导致大脑中负责处理伦理和道德判断的机制起不了作用，那么他的变态行为往往开始于八九岁，比如纵火、无辜骚扰别的孩子，等他大一点儿，他会做出更坏的行为，比如强奸、杀人。如果一个人是在幼儿与青春期之间出现大脑损伤，因为此时大脑已经开始发育，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道德判断，那么他也许可以在短期内控制自己，但MAO－A基因造成的犯罪冲动会始终抓住他不放，最终他还是得去解决掉这个“冲动”。
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像战争这类暴力流血事件似乎从未停止、也无法停止，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地方持续不断地发生暴力，而世世代代居住、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人目睹着这些暴力成长，这使他们的MAO－A基因更容易被激发，也使战争停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