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遭受性侵害的女童，以流动女童居多，而侵害者多是“熟人”，比例高达65.74%。
人们纯净的生活，早已被打破，不是因为青春，而是因为浮躁。
生活方式的浮躁加剧了道德的失范，道德的失范又加速让生活失去重量。如此循环，让困于是非中的人们，总是囿于眼前，走不出几步，就愈发地艰难与失范。5月13日，媒体曝出“海南万宁某小学校长带4学生开房一中年男子带另2学生开房”的消息，新闻让人震惊，小学校长带自己学校里的6名幼女与另一成年男子分别开房，非但践踏师道尊严，亦突破人伦底线，无论是出于利益或其他目的，此等行为，必被法律严惩，必被社会唾弃。
面对如此事实，这又大大出乎公众的意料了。本来公众已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摸陈某与冯某的为人了，的确，在明知对方为未成年少女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开房并在同一房间过夜，生活举止之轻浮，难辞其咎，师德道德之失范亦昭然若揭，警方对两人是否有猥亵行为的调查，十分必要和正当。但在反思此两人生活失范的同时，对于6名女生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有反思？作为未成年少女，与成年男子交往密切，并且还认了“干爹”，小小年纪，接受对方所赠“衣服、高跟鞋”，还在外租房，平时父母学校对此就毫无知觉？并不加管教干涉？在开房事件中，6名女生主动叫成年男子来买单并唱歌喝酒，随同开房，在视频之中，穿着举止已不似小学女生之仪态，在公众与家长众口一词指责校长与政府工作人员时，岂不应对这些女生的生活方式，以及此前对她们的教育进行反思？
对此6名小学女生的教育早已失责，而此6名小学女生的生活方式也早已失范，这才是今日特别出人意料，并须引起特别重视与警惕的。
2012年4月，广东省妇联和广东省检察院所联合发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城市里，遭受性侵害的女童，以流动女童居多，而侵害者多是“熟人”，比例高达65.74%。
报告中，这些被重点提及的“熟人”是：邻居、朋友、同事、亲属、老师、保安等。换句话说，和农村中的老人、老师等社会角色一样，流动女童也出现在这些社会角色的视线范围内，就像是待捕的猎物。
就伦理约束来说，女童在城市所置身的社会生态更为糟糕。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即使是“老乡”，彼此在老家距离实际上也很远，之前双方根本就不认识。一个“老乡”的称谓，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能产生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工友亦然，工友不过是临时的集合，明天辞工了，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相遇。
把流动女童带在身边，看起来强化了父母的庇护，但对于诸多异地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上班，有时周末也要加班到深夜，根本无暇顾及小孩。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就是交给老乡帮忙照料一下，实在不行，就是像农村一样野养、散养。
这些“熟人”一般都是“利用女童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力、防范意识差等弱点，通过小恩小惠诱骗、施以轻微胁迫达到性侵目的”。
在性侵幼女的调研中，杨世强发现实施性侵行为的群体，其年龄呈现两极化分布：“50岁以上老年男性、20岁以下年轻男性作案”的案件数量特别突出，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70岁。
前面提到的那些“70来岁老头性侵3个女童”案件中，这些老人在接受当地警方笔录询问时，就承认自身的性功能的退化。此案件中，当时民警传唤一个老人的老婆时，她的反应也很吃惊，“我那老头已经不行好多年了”。
很清楚，性侵幼女，对于他们来说，并非生理需要，而是心理需要。其它的一些“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同样也不仅仅是生理需要，他们追求的，还有补偿或发泄性的攻击。相应地，性侵幼女，早已超越于法律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正是如此，这些年出现的官员和老板“嫖宿幼女”，以及老人、农村小学的老师等“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实际上都是竞争、掠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种种暴虐中的一部分。
不同的只是，强者对“幼（处）女”的性侵，是其在获取权力、金钱等稀缺资源后的逻辑延伸，而在权力、金钱的竞争中失败的弱者对“幼（处）女”的性侵，则是一种报复和心理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