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衡水市公安局对饶阳、肃宁、献县三县交界“黑三角”地带饶阳一方的清剿行动正在进行中，长期隐藏在这里的盗车犯罪团伙因之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偷盗产业化，犯罪集团化，清剿规模化……这不是巴西电影《上帝之城》里的情节，也不是“金三角”的国际联合扫毒，仅仅是在集中抓捕一群以盗窃汽车为生计的人群。清剿过程没有什么戏剧化情节，对于那一群听见枪声就瘫软的农民来说，其凶狠程度和心理素质都很有限。
这是个富裕的区域。农民们都开着高档汽车，从石油、自行车到汽车，这个犯罪集团的产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发展史同步进行。
这终究是个贫穷的区域。一个种田能手年收入仅4000元，除了盗窃，一群开着高档车的农民，生活中不再有其他内容。
“黑三角”十几年“偷盗产业”的发展史，首先是一部“三不管”地带对抗贫穷的历史。贫寒并不必然导致偷盗，但把盗窃作为职业选择，肯定有窘困的因子在。“村里没有任何副业，也没有一家工厂，只能依靠土地生活，收入微薄。”于是，获利高、来钱快的盗车产业，成为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出口和捷径。
贫穷是导致犯罪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在评论《“模范国家”比利时》一文也指出：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黑三角偷盗产业史”证明：源自贫穷的犯罪极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它直接作用于教育、文化等因素，从而影响青少年的素质提高，又为他们的犯罪埋下了伏笔。
贫困问题中，与机会丧失相接踵的是“社会排斥”。行政上的“三不管”导致“黑三角”各种进步力量被削弱，青少年被排斥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外，以至于丧失成长、成功的机会。历经十几年的积累，贫穷和犯罪都以文化的面目出现，固化为该区域农民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心理贫穷”扭曲了他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反思“黑三角”十几年的犯罪史，土地贫瘠仅为表象，当地政府的“隐性放弃”才是主因。土地贫瘠当然不能是当地政府不作为的借口。看看当地农民的愤怒：村委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连个正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这样的村委会班子怎么能领导人们致富？”村民的质问也是公众的疑问：地域的边缘化就该是被抛弃的理由吗？
土地是农民最可依赖的第一生存资源，当土地无法满足生计之需时，当地政府就是农民的倚靠。如果二者皆无法解决民生，遭遇自然和人为放逐的农民只有自谋生路。“黑三角”农民“自谋盗窃产业”已经十几年，无论从监管还是解决民生角度看，这个“黑色产业”存在多长时间，就侧面佐证当地政府失职多久。
当地领导干部已经表态：将建立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核心内容不外乎“增强法制意识”、“严打”、“警示教育”云云。这固然没错，但犯罪十多年，谁又不清楚盗窃是犯罪呢？
犯罪产业被摧毁，如何通过政策引导，让农民找到更好的致富途径，这才是治理“盗窃产业”的釜底抽薪之策。另一方面，物质的贫穷要治理，综合治理三角地上的“心理贫穷”，乃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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