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哲（兵库县学校心理顾问，曾亲历阪神大地震）
4月30日，刚刚结束了四天的行程，从陕西赶回北京，高桥哲并没有休息，直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作为日本灾后心理援助专家团的一员，这已经是高桥哲第四次来到中国。此时，距离“5·12”汶川地震已经整整一年，在他看来，心理救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红色地带”，“黄色地带”和“绿色地带”示意图
“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伤痛被忽略了”
多次深入中国地震灾区，高桥哲感到，心理援助工作正在有计划地开展。尤其在震后不久，引导孩子们积极看待灾难、面对未来，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然而，走访一年后的灾区，他发现，这样的调节方法在现阶段仍占主导，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伤痛却被忽略了。比如，许多孩子至今还会晚上做恶梦睡不着，听到很大声响就感到恐惧。换句话说，潜在、被压抑的心理障碍没有解除。
不只是孩子，地震初期，经历丧失亲人的突然打击，许多人产生的是心理上相对“单纯”的悲伤；但是，随着生活、未来等越来越多现实问题的出现，他们的悲伤逐渐转变成“复杂”的伤痛，而往往，这个过程需要一年时间，甚至更长。
高桥哲为记者绘制了一张圆形图（见图1），他解释说，通常，在灾难发生2个月后，根据心理症状表现的深浅程度，人群可以分为“绿色地带”——未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能够在1-2个月后自然恢复正常心理状态；“黄色地带”和“红色地带”——出现PTSD，或其他更严重心理症状，并且很难自我恢复。
近期，随着地震纪念活动的开始，那些原本已逐渐恢复正常心态的人，在不断的回忆中，极有可能发生心理状态的改变。比如，原本处于“绿色地带”的一些人，有可能升级进入较严重“黄色地带”，而“黄色地带”中的一些人，同样可能步入最危险的“红色地带”。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地震发生一年之后，依然有人选择自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周年的纪念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
所以，高桥哲认为，当前必须深入调查青少年群体的潜在心理障碍，努力营造消除阴暗心理的环境。同时关注心理悲痛的复杂性变化，考虑整个灾区的人群分化。采访中，他反复强调，“一定要持续支援，心理援助绝非一蹴而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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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顾问”凝聚集体力量
4月27日下午，在成都举行的灾区教育相关人员意见交流会上，中方专家曾提出一个问题：心理援助者接受培训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此，高桥哲建议：在心理援助者的团队里，需要有一个“超级顾问”。换句话说，上下级的关系设置非常重要。
所谓“超级顾问”，指专业心理辅导知识全面、能指导其他援助者的团队核心。这样，不仅便于完善工作，而且，在听取下一级基础援助者汇报工作的同时，“超级顾问”可以察觉到援助者本身的心理变化，及时引导和调整。
而对于基础心理支援者的培养，也有具体的选择标准。高桥哲说，根据援助目标不同，培养对象分为学校和地区两部分。学校主要针对儿童，最好是长期从事教师工作，并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的人。能够作为学校中坚力量，积极推动相关课程设置；同样，地区的心理援助者必须具有凝聚力，可以带动整个社区心理援助工作的展开。
这一次的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为期5年。对此，高桥哲说，初步计划在前2年进行心理援助，后3年指导防灾教育。同时，他强调实施一项重要工作：和中方的教育专家一起，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心理援助与防灾教育教材，支持援助者的长期工作，“逐渐消化伤痛，并且凝聚成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援助者遭受“二次伤害”怎么办？
十四年前，日本阪神地震发生后不久，一些消防战士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心理障碍”：沉重、无助、丧失希望，。
“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二次伤害’”，高桥哲说，日本就曾经历过许多惨痛的教训。在他看来，地震灾区至今仍然出现的一些现象，看似极端，其实正是援助者，包括从事政府工作的行政人员本身遭到“二次伤害”的体现。
对此，高桥哲说，作为一名心理援助者，一定要懂得“倾诉”。遇到痛苦的情景，不能压在自己的身上，必须讲出来，在集体内互相倾诉和分担；而且，定期向超级顾问汇报工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过程。
快要结束采访时，高桥哲告诉记者，灾区的心理援助老师们已经“很累了”，但是热情依然很高。随着专业知识培训的深入，相信“一定会帮助更多的人点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