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座里轻轻腾起了烟雾，音乐如水一般在身边流淌。坐在笔者对面的，是刚从德国回济南探亲的邵红。品着带有淡淡香味的苦咖啡，她讲述了自己感触甚深的与德国继子的“较量”……
我丈夫汤姆是个离过婚的德国男人。我们结婚不久，便赶到５０公里外的他父母家，接回了汤姆前妻萨里生的儿子———被爷爷奶奶带了一年多的小海曼。此前丈夫就对我说：“那小家伙鬼精，很难对付！”
果然，和小海曼刚见面，他就奇怪地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妈妈。”他说：“ＮＯ，你没有生我，你不可能是我的妈妈。”我只好说：“我叫邵红。”他立刻很认真地伸手和我握手：“你好！邵红夫人。”
小海曼非常调皮，按照中国家长的眼光，一定会怀疑他有多动症。我曾经向小家伙说过这种疑虑，他立刻说：“你不是医生，尽管是孩子的家长，也没有轻易说孩子有病的资格，尤其是这种精神障碍的疾病。”
接回小海曼不到一个月，汤姆去了加拿大。一天，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你好！我是萨里。”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让这位丈夫的前妻等一下，我去找小海曼和她通话。她却说：“不用了，我是特意找你的。”她问小海曼给我带来了什么麻烦没有。我说他实在太爱动了，一天到晚动个不停，家里到处都被他弄得乱糟糟的。我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收拾，几乎没有喘气的空闲。萨里笑了，我听出是善意的笑。她说：“你和汤姆一定要把他送到幼儿园去。哪怕汤姆不想让你去工作，也不应该把海曼留在家里。另外，把他赶到凉台上去，告诉他凉台和他的房间才是他可以随便乱动的空间。再有，你不要总是试图说服他，要学会不理睬他，直到他向你道歉为止。邵红，你试试看。”
我把萨里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丈夫。他说：“如果你认为她的话不可以接受，你有权以法律的名义告诉她不要打扰你的生活；如果认为可以接受，你就姑且听听她的意见。”于是，我们首先把小海曼送进了幼儿园。此后，大约每隔两周，萨里会从不同的地方给我打电话。哪怕丈夫和海曼在家，她也只和我通话，主题是海曼。她从不过问孩子的饮食起居，只是教给我西方式的管教孩子的着数。比如，她让我给海曼单列生活开支的账单，告诉孩子他已经花了多少钱，是超支还是有余额。她教我学会向孩子发脾气，比如对孩子说：“你惹恼了我，请在４个小时内不要让我为你做任何事。”然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不理他。再比如，要学会克制，不去收拾被小海曼搞乱的房间，明确告诉他我没有为他超额劳动的义务，然后要他在限定的时间里帮我做事，否则就从他的生活费中减去他喜欢吃的甜果酱作为赔偿，或者停止让他看动画片。萨里每次都叮嘱我：“注意，一定要说到做到，让他懂得什么叫限制。”
我发现，不只是小海曼，包括邻居和幼儿园里几个父母离异的德国孩子，对父母离异都不怎么多愁善感，但对于给他们限制却特别敏感。小海曼在超市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总是先核实价格，然后问我他的账单上还有多少钱。他很关心自己的开支，有还债心理。到德国以后，我发现我们对欧洲孩子的花钱有个错觉，总以为他们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尽管德国孩子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玩具，孩子们会一一说出那是在什么节日或纪念日、是什么人送给他的礼物，但孩子向家长软磨硬泡要东西的情况并不多见。
小海曼承认自己过错的方式也常常让我忍不住要笑。每当他犯下错误时，他都要就我给他的限制进行讨价还价。他会很认真地对我说：“夫人，我这次没有搞乱客厅，所以，让我和上次一样做两小时的劳动不公平。”尤其是我声明在３个小时内不再为他做事，关起我的卧室门做自己的事时，他开始会满不在乎，但慢慢地就很注意起钟表来。尤其是当他饿了时，他会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钟表，到了限定的时间，他会小心翼翼地来敲门说：“对不起，夫人，到时间了。”其实，每次这样处罚他，我都会提前准备好他爱吃的东西，只是绝对不能告诉他。
说句心里话，我开始喜欢上这个调皮又天真的洋娃娃一样的德国继子。我很想和他建立感情。一次，我问小海曼：“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你以及你爸爸生活在一起吗？”他的回答简直让我如雷轰顶：“因为你需要和我爸爸做爱呀。”我当时立刻面红耳赤，对他说：“你真能胡说八道。”他却反问：“那，你是我家的佣工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你爸爸的合法妻子。”他却得理不饶人：“对呀，你们不做爱吗？”
当萨里又打电话时，我告诉了她这件事。她听了，哈哈大笑。笑罢，她说：“海曼没有说错呀。他这是理解和尊重了你在这个家庭里的合法地位。邵红，为什么不继续告诉他因为你是他父亲的合法妻子，所以对他也拥有合法的监护权，让他认真接受你的管教呢？你还可以告诉他，你会为他再生下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和他一样是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听到丈夫的前妻对我说这些，我既欣慰又慌乱，只得搪塞道：“对小孩子说这些干什么，他能明白吗？”萨里却说：“不是让他明白，而是让他懂得，你在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权益都应该受到尊重。”那天，在电话里我忍不住问了萨里她离婚的原因和对孩子的想法。她说，和汤姆离婚，是因为汤姆希望她做一个东方式的妻子和母亲，但她做不到。她说：“离婚是两个很好的人不能做最满意的夫妻时的明智选择。至于孩子，我永远是他合法的母亲。我放弃监护权，是相信汤姆比我更能使孩子快乐。你的到来，使我的信任没有落空。如果你对孩子不是这样，我会通过法律收回对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我反而担心你太东方化，会放松对孩子的限制。”
我听了好感动，对萨里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海曼，这是我的诚意。”她却说：“邵红，你错了。我去看海曼并带他一段时间，那是我的权益。但是，我不可以打扰你的家庭生活，这不仅是我的诚意，也是法律给予你的权益。”这次电话让我想了许多。我第一次完全澄清了对萨里的认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敢于对自己负责的好女人，只是她的负责是德国式的。
我发现，小海曼也是绝对德国式的思维。我曾问他：“你想妈妈吗？”他说：“不想。她每年应该有半个月时间带我去旅游，否则我就控告她。”我问：“你不想天天和妈妈在一起吗？”他说：“你不是我爸爸的妻子吗？你不是天天和我在一起吗？”萨里给我打电话时，我又把和小海曼的谈话告诉了她。她说：“海曼是对的，根据法律，我每年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得少于１５天。否则，他可以控告我虐待或遗弃。他不想我，说明他在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你。无论如何，孩子需要一个成年女人爱他抚育他，他要的是爱，不是血缘。德国孩子永远闹不清中国人那些复杂的亲戚关系，也不看重这些关系，他们只会凭直觉知道谁对他更好一些。”
可喜的是，几年间，小海曼虽然始终称我“夫人”而不叫“妈妈”，但这个小家伙却已经把我当成了他最信赖的朋友。他和我开玩笑，让我帮他对汤姆隐瞒他的过错（前提是先向我承认错误），没完没了地和我为很多事情讨价还价……小海曼给了我极大的快乐。
我到德国后的第二年春天，萨里接海曼去慕尼黑。没到两周，她就打来电话：“海曼要回去，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和你在一起时快乐。邵红，我真为你高兴。”萨里说着，竟忍不住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我说：“我可以说服他不要急着回来。”萨里说：“不是。我是被你感动了。在德国，能让孩子如此满意地接受，太难了。”
确实，小德国佬的懂事不是中国孩子的懂事，他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却特别在乎他是不是真正感到快乐。而真正给了我指导的却是丈夫的前妻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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