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我考取了加拿大皇家麦考斯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班，获全额奖学金，赴加攻读。在求学期间有一桩小事让我记忆犹新。我租住房子的转弯角是块废弃的空地，常有住户往那里扔淘汰下来的家电和家具。有扔的就有捡的，往往今天还一地狼藉，明天所有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一天早晨，和我同住的室友站在窗口大叫大嚷：“MARY！MARY！”（我的英文名）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过去看，楼下一个亚裔正在费力地拖着一个旧床垫往回走。室友不屑地说：“Chinese（中国人），肯定是Chinese。”“不见得，说不定是朝鲜或马来西亚的。”我反驳。“不可能，而且不是台湾的，一定是大陆的。”我知道她说得对，台湾来的移民一般都很殷实，一来就买房买车，而大陆去的新移民不但拮据，还保持着“拾荒”的节俭习惯。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在她大叫大嚷的不屑中坍塌殆尽，第二天就搬出了和她合住的寓所，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跳出“穷”字的怪圈，十年之内达到事业有成，年薪10万，再居高临下地挑一个佼佼者做自己的终身伴侣。
两难中的选择
1996年我硕士毕业，在温哥华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做会计师。3年后取得了注册会计师的执照。虽然年薪才6万多，可我坚信我的人生目标一定能达到。正在踌躇满志时，上帝把迈克送到我面前。
1999年9月的一天，公司的电脑突然集体“怠工”，那几天正是我们下半年业务最忙的时候，老板赶紧请工程师来维修。那天，我跨进办公室，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正忙得满头大汗，他修好了“怠工”的电脑，让它恢复了奔腾的心，又顺手排除了空调器的故障。当他正聚精会神地和纠结在一起的百叶窗拉绳奋战时，回头看见了我。
“你是……新来的工人？”对办公室里满头大汗的他，我感到困惑，这可是9月份，温哥华气温适宜的好季节呵。他笑了，递过来一张名片：威思曼公司电脑工程师迈克•乔。迈克出生在加拿大的小伦敦市，他退休的父母也住在远离温哥华的小伦敦市郊。和我一样，他独自一人在温哥华谋生。迈克天生好动，干什么都带着一种执著的狂热，就像他的本职是修电脑，可是看到空调器有病就必须修好才痛快。当晚，我再次被他折服……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十几家大客户上门，条分缕析地洽谈和职业性的笑容折腾得我面部表情肌都发酸。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时分，步出办公楼已是华灯初上。没想到迈克在门口微笑着正等我。在那里，青年男女邂逅相逢就提出约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想到今晚会在轻松中度过，疲惫的我心里仿佛注入了生机。我矜持地笑着站住脚等他邀请，心里猜测着他会请我看大片还是共进晚餐后再去跳舞。不料他却急急走来，结结巴巴开口道：“你不用买电脑，我可以帮你装。”
上帝！
同是身处他乡的背景使我们很快熟稔起来。余暇时我们常常见面。迈克是个闲不住的人。和他见面时，他手里永远摆弄着电脑的残骸，手表的心脏，甚至冰淇淋搅拌器，同时听我抱怨晨练时的小雨，絮叨洗发液的优劣。这时的他始终微笑着不厌其烦，然后给口干舌燥的我递过一杯水：“继续，听着呢。”让你觉得自己重要得一塌糊涂。
见面时我常问他：“你喜欢我什么？头发？眼睛？”然后他郑重地把“LIKE”（喜欢）改成“LOVE”（爱），不止一次。这使我心惊，对受过咬文嚼字的中文教育的我来说，完全明白从“LIKE”到“LOVE”的质的飞跃。迈克的温情对异乡的我无疑是一针安抚剂，可是扪心自问我对他有“爱”吗？除了白种人统一的黄发蓝眼以外，他年薪还没有我高。和我一样，他也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和邻居一起在地下室合用一个洗衣机。迈克，离我预定的目标太远了。几经思索我跟自己约定，一定要把迈克对我的热情约束在友谊范围之内。
接触中的困惑
没几天到了我28岁的生日，花店给我送来一束玫瑰，卡片上签着我的老板曼龙飞凤舞的花体字：“分享生日快乐”。曼是瑞士人，刚出差回来。他的花提醒了我的记忆，在为生存奔忙的异国生涯中，生日成了奢侈的事。阳光下，艳丽的花朵灿烂、鲜活，只是开到了极致，像我28年的人生。我将玫瑰小心翼翼插到瓶里，惟恐碰掉茎上晶莹的露珠。
没过几分钟曼就打来了电话：“明天周末，一起到大峡谷BBQ（野外烧烤）好吗？”我一口答应。35岁刚离婚的曼讨人喜欢，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白衬衣总是熨烫得笔挺束在西装裤里，是我们事务所女同事心中的偶像。我为他的青睐感到荣幸。晚上准备第二天出游的行装时，接到了迈克的电话：“有空吗？明天一起喝茶。”急脾气的迈克惟独对中国茶情有独钟，会煞有介事地在我指导下，端起小小的瓷杯轻酌慢饮。“对不起，我明天有约会。”对迈克的热情我回答得不无歉意，毕竟，比起事业成功的曼来说，迈克的热情单薄了一点。
第二天一早，我和曼就上路了。空阔的马路很少行人，蓝天白云下曼娴熟地转动着方向盘，一旋一转一抹，洒脱得让我心醉。路上加油时，忽然在加油站看到小白，我和小白不约而同叫起来：“你怎么会在这儿？”小白是我国内的邻居，前不久刚听妈妈说他到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自费读硕士。这会儿他乡遇故知，真有说不出的欣喜。“能不能帮我写一份法语履历表，我打工的地区是法语区。”小白瞟了一眼我身旁神采飞扬的曼有点迫不及待。“当然可以，要不和我们一起先去BBQ。”还没等小白答话，曼已冷漠地向小白点了点头，拿下他扶车的手，拉我坐进车厢一踩油门开了出去。看着小白失落的脸倏地从后视镜里消失，我不情愿地大声说：“我还想请他和我们一起去BBQ呢。”“我们的二人世界干吗要他来打扰呢，而且接下来他会向你要电话、地址，然后不断地找上门来要你帮助，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当然，亲爱的，你不会这样。”
那天的游玩很不尽兴，心不在焉的我老是想着，换了迈克会不会也拒绝小白？晚上回来时，曼看出了我的不快，请我到中餐馆进餐，专门点了一道我最爱吃的姜汁猪蹄。我知道这个瑞士人以前是不吃猪蹄的，他会大惊小怪地嚷：“MARY！你知道它们是踩在什么地方的吗？”看着他像耶稣殉难似的鼓着腮帮子努力咀嚼，我笑了，曼是用行动向我致歉。
回来后就接到了迈克的电话，问我玩得好吗。我绘声绘色地给他描绘了一通大峡谷的景色，又影影绰绰地告诉他，我对曼很有好感。迈克在话筒里祝贺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可是从他不流畅的停顿中我听出了失落。放下话筒手心里全是汗，我知道自己言不由衷。
不久，我到纽约出差一周。刚回到温哥华就收到家具商的送货单，是一套棕色的欧式沙发，上面系着一张曼写的卡片：“棕色的沙发配白色的地毯，用你们中国话来说是不是‘相得益彰’？”原来曼上次到我寓所来喝茶时，曾听我抱怨沙发颜色和地毯颜色不相配，于是趁我出差之机给我一个惊喜。想不到曼能如此善解人意，这确实让我欢喜。
虽然心里已暗暗将曼放上恋人的天平，可我和迈克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迈克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生活，我也保持着事无巨细都要和迈克商量的习惯。
2000年3月，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要到温哥华探亲。我赶紧告诉了曼，希望这次相聚能成为他们互相了解、适应的机会。“他来了住在你那儿吗？”这是曼最关心的问题，“我和你在一起时不希望有别的人打扰。”“可他是我爸爸，别说他现在来探亲，就是将来老了，给他奉养晚年也是我的责任。”我有点儿激动，这个曼真是莫名其妙，好像我成了他的禁区，只要谁踏进这个禁区，他就一律“格杀勿论”。“抚养老人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曼冷冷地说了一句就撂下了话筒。
话筒里“嗡嗡”的忙音提醒了我，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也可能曼是对的，但是我能让千里迢迢思女心切的爸爸形单影只地去住旅馆吗？情急之下我想到了迈克。拨通了电话后，一向伶牙俐齿的我直结巴，自己都觉得心里发虚。听了我的诉说后，迈克不解地叫起来：“为什么要去住旅馆呢，请他住到我这里来吧，我正好向他学习中文对话，说不定哪天公司就会派我到你的故乡去开展业务。”迈克的大度真让我汗颜，我明知他公司的外派任务是子虚乌有，也明知我对曼不近人情的容忍源自我心底的不愿放弃。迈克，迈克，但愿你能找到一个好姑娘伴你终生。
爸爸来了，和迈克相处得居然很融洽，而曼彬彬有礼的冷漠却让他感到距离。我好几次看出了爸爸眼中的疑惑：女儿为什么不接受迈克呢？我不想对爸爸重复以前室友的结论：Chinese＝乞丐，我只想说，在这个现实社会我要选择一个强强联手的人生伴侣，这样可以省掉许多弯路和挫折。而这，光凭爱是不够的。
一个月的探亲期匆匆而过，爸爸要走了。临行前，他说要好好做几个菜以答谢迈克的热情。下班后我匆匆赶到迈克的寓所，一进屋，从厨房端着菜出来的却是迈克：“厨师怎么换了？”我笑着打趣。“听说你来，他非要显显他这几天学的‘中国功夫’。”一旁的爸爸笑着解释。迈克端上来的菜是西芹炒腰果，虽说因火候不到有点夹生，可是伴着老爸慈祥的笑脸和迈克温情的眼神，这盘腰果是我赴加以来最好吃的一盘菜了。吃甜点时，迈克点上了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中我的心也随之困惑：是我的选择错了吗？
不久，事实回答了我。
患难见真情
2000年8月，保险公司通知我们到医院做例行体检。超声波结果让我很有些意外：有11个纤维瘤像群居的蘑菇一样在我前胸生长，虽然癌变的几率才万分之一，可是仍让我烦心。晚上曼请我吃饭，我给他看了超声波报告，他的眉毛夸张地在额上扬成倒八字：“可怜的MARY，但愿这不是真的。”吃完最后一道甜点，他恰到好处地结束了约会，然后殷勤地送我回家。此后，每次上班遇见我都要柔声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