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依稀还记得前些年的这些报道：
珠海市城东中学附近发生了一起驾驶机动车故意撞人事件。该起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19人受伤。经警方调查，犯罪人骆某某平时言语不多、性格内向。
浙江丽水缙云县初中三年级学生丁某竟然将家访的老师残忍杀害。通过审查发现，丁某从小父母离异，性格内向。
四川省泸县退休工人陈纪庆向妻子连砍10刀导致其妻当场死亡。据了解陈纪庆是一个性格内向，猜疑心特别重的人。
北京青年杨佳持刀闯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砍死砍伤10名警察。经初步查明，杨佳父母离异，性格内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媒体在报道某些恶性事件时，对当事人的性格倾向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发现当事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时，对此一定会大加渲染。我今天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如果不改变，将很快会伤害到“性格内向”人群，使他们刻板印象化。
对性格内向者的误解
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教授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实验，请大家猜测每年是死于自杀的人多还是他杀的人多？绝大部分人回答说是死于他杀的人多。实际情况是，每年自杀的人远远多于他杀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杀的人更多呢？原因是就是媒体报道他杀事件要远远多于自杀事件。
媒体的这种效应被称为媒体的放大效应，而根据观察，这种放大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抹黑了“性格内向者”。何以为证呢？
许多读者可能知道，最近还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中国政法大学四年级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杀害了正准备上课的教授程春明。事情发生之后，学校当局称付成励“性格内向”，可是前去采访的记者却发现同学们对付成励的评价是“阳光男孩”，热情、正直、向上、活泼、透明、幽默，完全没有“性格内向”的影子。
那么，法大为什么要急于给付成励贴上“性格内向”的标签呢？一种可能就是法大认为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性格内向者是孤独的、偏执的、危险的”的印象，因此只要大家知道付成励是“性格内向”的，人们就不会去寻找行凶杀人个人之外的动机了。
一个人最终走向杀人的犯罪道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家庭的、或个人的，可能是遗传的、或后天习得的，可能是偶然的、或必然的，也可能是蓄谋已久的、或一时冲动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它归结为“性格内向”，就可能忽视其他原因的追究。
或者更有甚者，把“性格内向”当作一个挡箭牌、替罪羊。就像珠海的机动车撞人事件，除了骆某某的精神病、抑郁症、性格内向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原因吗？
内向没什么不好 一直被妖魔化了
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向性格是不好的性格、外向性格才是好的性格”的共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中国社会传统上一直推崇内向性格，内敛、沉稳、不喜形于色、老实、本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受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外向性格才开始变得受欢迎起来。
事实是，如果你打开任何一本性格心理学的书，都会告诉你人的气质、性格没有好环之分，任何一个性格都有好的一面、也同样有不好的一面。
事实上，心理学家荣格把性格分为外倾型与内倾型，其初衷并非区分好与坏，而是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特点是倾向于哪一类，以便更好地去了解自己。况且，评价一个人本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内向与外向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划分，也根本无法客观、真实、全面地解释一个丰富、立体多维的人。
日本心理学家山根清道在《犯罪心理学》中说：“人格或人类行为的类型化，当然不能像动植物那样，根据有蹄或无蹄或叶子的形状来分类。尤其是在对犯罪者进行分类的类型化中，存在着比一般人格的类型化更多的困难。”令人不解的是，报章缘何总喜欢用“性格内向”这个标签？在没有严谨的分析、调查、论证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冒然将一个人的内向性格和犯罪直接联系起来？早在19世纪，犯罪侦探学之父汉斯?格罗斯在其《犯罪心理学》中就说过：“是否每一行为都是作案者总体特性的体现，我们不得而知。行为和特性是不是相互关联的一组概念？……只有当确定行为特点与某人的人格特性有关时，每个特殊的行为才是可信的。”
确定犯罪者性格与行为之间的关联，这是刑侦专家的事。但常识表明，一个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可能是社会的、家庭的或个人的原因，可能是遗传的或后天习得的，可能是偶然的或必然的，也可能是蓄谋已久或一时冲动。媒体喜欢将之简单归结为“性格内向”，一是因为我们社会形成的对“性格内向”者的负面评价，正好符合对犯罪者的道德谴责；再者，这种简单归因也符合读者“快餐化”阅读的心理期待，它省略了犯罪者曲折、复杂甚至可能毫无逻辑性可言的犯罪心理过程。
“性格内向”究竟从何时开始隐含负面因素已无从考察，媒体滥用“性格内向”必然加剧这种刻板印象，看待“性格内向”者的“有色眼镜”就很难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