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许多奇遇，总是让我遇见，这可是上天的安排?
大约是六年前吧，我开完郑和航海研讨会，从昆明返回武汉。
我没有乘飞机。虽说在海拔八千米的高度尽可以云中漫步，可除了云彩还是云彩，未免单调了些。我喜欢坐火车的感觉，喜欢坐或躺在敞亮的车窗前，欣赏大地的风景。如果开着窗，它们还会挟带着旷野的风扑面而来。
那趟列车的软卧车厢里，乘客不多。我坐的这间，除了我，只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和我一样，自上车就出神地望着窗外，直到列车员进来送开水，我和他才有了开车两小时以来的第一次谈话，当时已是黄昏。
很巧，他说他也在武汉下车，还说想在武汉开一家做窗帘的小店，并向我打听这方面的行情(他不知道我的职业是记者)。我对做生意完全是个外行，只是提醒他，武汉这类窗帘店太多了，问他以前干没干过这一行。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年初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犯的是刑事案，因为在家乡镇上参与团伙斗殴杀死一个人，被判了十五年。我听到这里，低头喝了一口水，掩饰自己的紧张。
忽然，列车员在走廊上喊他出去验票。这时我才发现，门不知什么时候在列车的晃荡中被关上了，任他怎么使劲也扳不开。门外两个列车员也忙活了半天，才将门打开。她们笑嘻嘻地解释说，这个门的确有些问题，好在路上仅两天，让我们将就一点，有事就喊她们，万一听不见，就敲墙板。列车员的工作间在隔壁。 一会儿他验完票回来了，我却满怀心思地出去了。虽说我平日不是个太胆小的女人，可想到要和一个杀过人的男人待上整整一夜，还是很不安，想悄悄找列车员调换个房间。
已经走到列车员工作间门口了，我又停了下来，站在走廊里，内心挣扎了很久：素昧平生的他向我道出了实情，我却因此不信任他，他肯定会猜测到我中途调换房间的原因，这显然对人家是种伤害。我还能想象到列车员听了我道出的缘由后看他的眼神。
我艰难地中止了调换房间的计划，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原来的铺位。他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削得很干净，递给了我，继续说他做生意的事儿。这次到武汉是他多年前的一位狱友出的路费，那个朋友出狱后自然是找不到工作，从小本买卖做起，后来主要经营窗帘，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他还告诉我，当年被判刑之时，女朋友已怀孕，后来她从乡下独自去了广东，留下一个女儿，由他生活在乡村的父母照管。被抓进去的时候，他刚满二十岁，父母节省下钱经常坐长途汽车到省城附近的那座监狱探监，希望他好好改造，出狱后重新做人。因为他表现较好，十五年的刑期被减成了十年。这十年来，他的父母不算年迈但已是满头银发，还因为他，他们在村里不能抬头做人。十年里，在他被抓走那年诞生的女婴，也长成了一个梳小辫的四年级女孩。
他说，重新做人就从一个儿子做起，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从一个父亲做起，让女儿在学校里找回尊严。他还要去广东找到那个据说跟人开了发廊、下落不明的女朋友，当面向她道歉。他说最对不住的还是那个被他和同伙一气之下杀死的年轻人，那个人吭都没吭一声就倒在一大摊血水里。十年的牢狱生活中他脑海里经常浮现那个画面，对他来说，最大的惩罚是它将伴随他一生，让他的灵魂永世不安。黑夜替代了黄昏，整条走廊只有我们这间房的门一直开着，月光洒在走廊上像铺了一层白银。他躺下了，将一只黑色的提包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将门咔嗒关上了。
他翻过身，有泪水细细地从眼角渗出来。
列车在夜行，房间里渐渐响起他的鼾声。我在夜色中睁着眼睛，没有一丝的恐惧，眼前闪现着人生各色风景。
第二天，他仍然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花开了”。我向窗外看去，漫山的梨树，一片粉白。
终点站武汉到了，下了火车，我们都没说“再见”，他单薄的身影很快就被出站的人流裹挟着走远了。
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留在了这座城市开窗帘店，但这些年，当我经过那些窗帘店时，偶尔会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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