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国肿瘤登记中心首次发布了我国儿童肿瘤发病、死亡等相关数据。儿童肿瘤发病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幼小的生命陨落在肿瘤的巨大阴影中。然而目前我国儿童肿瘤的专科缺乏，我国拥有几十所肿瘤医院，但是设立儿童肿瘤科的肿瘤医院仅二所。每年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着儿童肿瘤的灾难，无数的孩子失去成长的机会，无数的家长一生也逃不出丧子的伤痛。所幸的是，虽然儿童肿瘤领域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还有这样的一位先行者和实践者——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儿童肿瘤科主任孙晓非教授。
孙晓非教授
“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远离肿瘤的阴影。”从孙晓非主任从医30余年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儿童肿瘤领域的艰苦发展和曲折进程。
青春的突破：一样的高考，不一样的转折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催生了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原来可能是工人、农民、应届高中生、复原军人，也可能是下乡知识青年，孙晓非就是其中之一。当年高中毕业17岁的孙晓非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广州到广东番禺县珠江农场做下乡知青，一做就是三年半，多数年轻人都觉得日子没有了盼头，不想一辈子做农民，但是改革的春风带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大家纷纷积极复习参加高考。
孙晓非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均是在文革期间度过，高中毕业下乡务农，离开课本已经有多年的时间。在农村白天要干农活，晚上生产队要开会，很多想高考的人都采取了请假或偷偷跑回广州复习的策略。但孙晓非没有那么做，她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点着煤油灯研读作为中学教师的父亲寄过来的一份份复习试卷，遇到不懂就去请教在农场中学的老师。高考复习时间紧迫，孙晓非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以番禺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医学院，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经历了这次高考，但这次高考对于孙晓非主任来说却是一个转折，它成了孙晓非主任人生中的第一个“突破”。
职业的突破：“学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不做医生做什么？”
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有两个选择，留校做老师和服从分配做医生。当时年级老师建议孙晓非能留在中山医学院当老师。“做老师很好啊，有假期，做医生很累很辛苦，还要经常值班。”孙晓非说，“我学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我一定要做医生。”1982年的中国是计划体制，大学毕业的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孙晓非被分配到了中山三院儿科做了一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每天接收的孩子多数是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肠炎、营养不良，但是其中一名患者的出现，令孙晓非难以忘怀，也是因为这个病例让孙晓非形成了再一次“突破”的想法。
这个起到转折点作用的病例是一名患上急淋白血病的患儿，孩子的胸腔内前纵隔长着巨大的肿瘤，肿瘤的压迫使他呼吸困难，骨髓大量白血病细胞。用现在诊断方法应该诊断为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4期伴骨髓侵犯。但当时仅诊断为急淋白血病，按急淋白血病进行治疗。虽然，当时国内化疗药物极少，仅几种化疗药物（强的松、长春新碱、环磷酰胺和阿糖胞苷），但是仅仅这几种简单的化疗药物，居然也使得濒危的病人有了生机。第一个月的治疗，患者纵隔肿瘤明显缩小，骨髓完全缓解。大家都很兴奋和开心。但是由于治疗方案落后，很快肿瘤复发了，孙晓非不甘心，去请教了内科的血液学教授，教授推荐了一种当时在大陆买不到的药物（阿霉素），患者家属去香港买到了，病情又一次得到了控制。但是最终仍然还是没有挽回这个孩子的生命。“现在我也碰到过很多和当年那个孩子一样病情的患者，采用现在标准的治疗方案，他们很多都能够治好了，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真的很可惜”，孙晓非动容的说道。孙晓非经历了这个患儿整个诊治过程，并深受触动，明明可以用药物控制的恶性肿瘤，却仍然敌不过复发，挽救不了孩子的生命，这个病太值得去深入研究了。
专业的突破：更深入的学习为了更专业的发展
怀着对儿童白血病的研究挽救更多孩子生命的决心，工作三年的孙晓非决定考研并报考了中山医科大学的小儿血液学专业研究生。虽然当时的小儿血液专业大部分都是做小儿贫血的研究，但孙晓非不甘于此，她做了小儿白血病的基础研究课题。
孙晓非研究生毕业后，希望能去更专业的平台发展，但当时的中山三院执意希望孙晓非留院发展。正当这时，孙晓非得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打算发展儿童肿瘤专业，于是转到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做了一名肿瘤内科医生，重点儿童肿瘤化疗。而当时国内极少有人关注儿童肿瘤治疗领域，儿童肿瘤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孙晓非转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后除外从事儿童肿瘤化疗临床工作，也曾着手建立和负责肿瘤内科骨髓移植项目，当时作为主治医生的她和团队已成功完成过4例骨髓移植手术。这时，一个日本儿童血液中心为期一年的工作和学习机会来到了孙晓非的面前。为了能更好的去突破自己想去研究的领域，挽救更多白血病患儿的生命，当时自己的孩子还很小的孙晓非主任毅然的选择了去日本进修。
模式的突破：为了救人，我们需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日本进修期间，孙晓非一心钻研儿童肿瘤，她发现九十年代的我国成人和儿童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生存率都很差，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采用的与成人相同的方案，用药后没多久就会复发，继而患儿死亡。但国外资料显示儿童霍奇金淋巴瘤采用与成人非霍奇金淋巴瘤不同的方案，已经能获得80%左右的治愈率和生存率了。为什么国外能做到的我们却要眼睁睁看着孩子不断死去呢？回国后，孙晓非决定要尝试参照国外的方案对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进行治疗方法的改善。
国外方案的主要特点是用药量大，用药密集，很多人都认为不能照搬国外的方案用在中国人身上。而孙晓非仔细阅读了当年国外发达国家发表的相关文章资料，国外对儿童肿瘤的治疗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了，而且分类非常细致，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国内虽然有过希望尝试国外疗法的声音，但是终究还是没有人敢于冒险。孙晓非看到国外的生存率高达80%，而国内只有20%左右，孩子们因为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一个个死去，于是她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按照国外的方案一步步走，一点点尝试，模仿国外的方案做了调整。在协调了大剂量甲氨蝶呤血药浓度监测、病理分型和流式细胞术检测等问题后，终于开始临床试用这一方案。刚开始实行国外方案时，同时也受到了科内医生的质疑。认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外国人不同，体质肯定也不一样，如果用药达到与国外一样的剂量中国人的身体可能会支持不住，用药后的感染、发烧、败血症就是证明。“既然原来的方法不奏效，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新方法？”孙晓非没有随从大家的意见，仍然坚定尝试按照国外的高强度方案。希望抓住一线机会能让更多的患儿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生存率。为了更加坚定决心，孙晓非专门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儿科进行交流学习，香港人的饮食和体质和我们相似，但香港的医院完全是按照国外的治疗方法进行的，不但是儿童淋巴瘤，还有实体瘤也是一样参照了国外的标准进行治疗，生存率也是相当高。“既然香港也用了这样的方案，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为什么不行？在生存率如此之低的大环境下，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生存率，救回孩子们生命。”随着临床研究方案实施的时间延长，治疗结果逐渐显示出来，经过新方案治疗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患儿复发率明显下降，生存率也逐渐上升，孙晓非觉得一切的努力与冒险都是值得的。
从1998年至今，孙晓非和她的团队已经治疗了几百例儿童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把生存率从20%-30%提升到了至今75%~80%左右，接近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
学科的突破：儿童肿瘤学科独立才能发展
在2002年以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肿瘤内科只有60张床位，能分给孙晓非医生组的只有14张，需要同时收治儿童和成人肿瘤患者。
2002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新大楼（1号楼）建立投入使用，肿瘤内科划分出四个病区，其中一个病区内18张床分给了儿童肿瘤组，专门收治儿童肿瘤患者。当时孙晓非已经将儿童肿瘤的规范治疗带入正轨，各种儿童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脑瘤、肾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软组织肿瘤等，均采用国际上规范治疗策略，使生存率逐步获得改善。但是，仅有18张床位，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病人需要。
儿童肿瘤与成人肿瘤的病理类型、治疗方案和预后不同，国外发达国家肿瘤专科医院均有独立儿童肿瘤科，将儿童肿瘤作为独立专业，对儿童肿瘤患者采用专科诊治，生存率获得改善。当时孙晓非儿童肿瘤治疗组归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肿瘤内科，肿瘤内科主要治疗成人肿瘤患者，儿童肿瘤专业难以在肿瘤内科内获得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而国内肿瘤专科医院没有设置儿童肿瘤科，儿童肿瘤专业地位尴尬，归属肿瘤领域还是儿科领域难以确定。尽管如此，孙晓非仍在坚持：并认为只有学科独立，儿童肿瘤专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更多儿童肿瘤患者获得规范和专科治疗，必须独立成立儿童肿瘤科。孙晓非的想法和提议获得中心领导和曾益新院士大力支持，于2010年1月10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小儿肿瘤科正式独立运作。孙晓非教授被任命为第一任儿童肿瘤科主任。至2015年1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儿童肿瘤科已初具规模，医生已增加至7人，床位也已增至32张。年门诊量升至8000多人次，年住院量升至2000人次，年新诊儿童肿瘤患者350多例。有20余年临床经验的规范治疗方案已被广泛采用，广东地区和其他省市的儿童医院或综合医院也陆续派人来进修儿童肿瘤。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是国内排名第二的肿瘤中心，有很好的肿瘤综合诊治平台。儿童肿瘤科采用了国外发达国家的规范治疗模式，每周定期举行多学科会诊制度，放疗科、外科、化疗和影像科等专科医生参与，讨论患者诊治方案。使患儿能获得合适的规范治疗。社会上慈善组织和义工团体也定期来科室，慰问和组织各种有益于患儿的活动。除此以外，孙晓非教授作为广东省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每年坚持举办儿童肿瘤国家级的继续教育学习班，以提高和更新各医院从事儿童肿瘤诊治的医务人员诊治水平。同时也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等儿童肿瘤中心均有频繁的学术交流。
国家层面重视：国家发展带动学科发展 社会关注才能创新进步
近10多年来，我国发达地区大医院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基本上采用国外发达国家的治疗方案治疗儿童肿瘤，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和各种实体肿瘤，生存率获得改善，接近于国外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落后地区儿童肿瘤生存率仍低。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肿瘤发病率在2000-2010年的十年间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并估算出我国2013年儿童肿瘤发病人数约为2.12万人，2014年为2.2万人，2015年将达到2.29万人。我国儿童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脑、中枢神经系统等肿瘤的5年生存率均低于美国。目前极需要加强儿童肿瘤方面的诊治。
孙晓非教授从事儿童肿瘤治疗近30年，目前是广东省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熟悉和了解目前国内儿童肿瘤诊治领域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儿童肿瘤专科意识薄弱，医生资源匮乏。肿瘤医院大多不收治14岁以下的儿童患者，而儿童医院或普通综合医院儿科又缺乏儿童肿瘤专业的诊疗资源。国内药厂极少关注儿童肿瘤药物研究，儿童肿瘤相关抗癌药物缺乏。无论在儿童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还是在数据收集、调查、诊断治疗、随访等方面，我国距离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国家和省市各个级别的肿瘤研究基金和课题集中在发病率高的成人肿瘤，对于儿童肿瘤极少研究基金资助，从事儿童肿瘤诊治的医生难以与从事成人肿瘤诊治的医生竞争国家稀缺的研究基金，从而影响儿童肿瘤基础研究发展，也同时影响儿童肿瘤医生的职称晋升。而且，儿童肿瘤患者病情重，治疗方案复杂，家长期望值高，医生压力大和收入低。这些因素均影响临床医生从事儿童肿瘤专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无论是从事儿童肿瘤诊治的医务人员，还是儿童肿瘤的患者，均属于各自领域的弱势群体。国家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重视。尤其应该加强对儿童基础研究的投入，促进创新，对儿童肿瘤危险因素的检测、病因的研究、加强预防和筛查、制定并推广规范诊疗、建立专科医师制度都是目前儿童肿瘤专科发展的重中之重。
正如孙晓非教授所说，“我们和国外发达国家在儿童肿瘤诊治方面存在差距，虽然近10多年来我们乘上发达国家的快车，直接借鉴和应用发达国家儿童肿瘤的治疗方案，挽救我们患儿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获益了。但是，下一步就需要做深入的创新性的研究，挽救更多的孩子生命。特别是目前国内外均难以治愈的肿瘤，如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某些脑瘤、复发/难治白血病、难治/复发非霍奇金淋巴瘤、高危、晚期和转移的各种儿童实体肿瘤等。”儿童肿瘤专科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孙晓非教授近30年来对儿童肿瘤事业的执着，“突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需要社会对儿童肿瘤的积极关注，更需要国家对儿童肿瘤专科发展的支持。国家和社会公益基金的创立、儿童肿瘤研究专项实验室的建立等都急需各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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