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初，一位怀胎七月的孕妇因突发脑出血被送院治疗。由于情况危殆，其家人决定让医生帮其剖腹产子。然而，幸运之神最终没能眷顾这位准妈妈。但由于抢救及时，这位孕妇的腹中婴儿得以生存。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万分的孕妇家属做出了要把刚刚撒手人寰的亲人的器官捐献出来的决定。这个决定最终让五个人重获新生，而这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躯体来完成了生命的传承。本文将要讲述的11岁小男孩小陆（化名，下同）正是这五个幸运儿之一，他在今年的6月2号成功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异体肾移植手术。
接受了肾移植手术5个月后的肾综患儿小陆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器官移植科的会议厅里，一名双目有神带着口罩的小男孩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窜出来。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活泼却带了一丝害羞的小男孩在5个月前经历了一场与死神的博弈。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王长希教授介绍到小陆就是在6月初的那位孕妇死亡后捐出器官的受益者之一，他在接受肾移植手术后的这几个月里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现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术前肺部感染手术陷入两难境地
术后并发消化道出血患儿生命岌岌可危
小陆在4年前因血尿到医院检查，经检查确诊为IgA肾病。在今年的五月底，小陆由于发高烧，体温高达38.8℃而被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救治。在手术前的三天内，小陆癫痫发作抽搐了4次，虽然他的高热在经过输液和口服退热药之后体温降到了正常水平。但是，在术前检查后发现，小陆出现了肺部感染，胸片提示双肺渗出性病变。 “手术前如果出现肺炎，这是手术的禁忌症。因为肺部感染在术后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出现感染的几率会非常的大，而且儿童的肾移植手术技术本身的要求就比成人高很多。”王长希教授向编者解释道“虽然手术前患者出现了禁忌症，但是如果不做肾脏移植手术的话，患者死亡率高达60%。面对这样的情况，小陆的家人还是决定坚持让手术继续进行。”
虽然手术过程十分的顺利，但是小陆在术后的第三天出现了水样腹泻。并且一个上午就拉了10余次。经消化道SPECT-CT检查提示是消化道出血。王长希教授告诉编者：“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一天的大便就达几千毫升水，而且每天都会排出9000毫升的尿液，到了最后还出现了休克。这个时候患者的大便不是拉出来的，而是像喷泉一样喷出来。而且量还很大，一喷就是一大盆。这也导致了肠道黏膜脱落，继而出现出血的现象，而且血量非常大。”
术后腹泻期间以及腹泻症状消失后的小陆（化名）
好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小陆被转到PICU重症监护治疗，并且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个病例在肾移植术后病人中实属罕见，特别是在儿童肾移植中全球尚未见报道。除了上述的两个手术危机外，值得一提的是患儿的供肾质量相对于一些脑死亡供体或者活体供肾等质量稍差。王长希教授说道：“这个供肾是在供体心停跳和脑死亡的情况下摘取的，所以肾的质量就稍差些。”
儿童肾移植数量与外国相比差距颇大
现行网络分配系统实现DCD移植的公正
据统计，美国每年实施儿童肾移植数量约为900例，这就意味着每年有近千终末期肾病儿童得到最有效的治疗。然而反观中国国内的情况，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曾做了统计。在过去30年，中国共做了5、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只有900例左右是儿童肾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美国一年实施的儿童肾移植数量是中国过去30年的总和。这反差之大，着实让人惊叹。对于这个现象，王长希教授作出了解释：“在中国，很多肾病患儿都是贫苦家庭出身，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些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所以很多患儿的家庭在面对这种两难的抉择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做手术。即便是凑够了钱做手术，术后如果出现了问题，放弃继续治疗也属无奈之举。相比之下，美国人就更注重生命的价值，特别是在儿童的问题上面更加重视。”
王长希教授接着为编者讲解：“其实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已，现在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进步。国内的肾移植水平也在不断的发展，就拿我们医院为例。在过去30年，我们共为80名肾病儿童做了肾移植手术，这占了全国900例中的几乎十分之一。手术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截至6月份只收到5例患者死亡的报告。当中有两例是死于意外。患者和移植肾最长存活了172个月，并且现在还继续生存。”
国内肾移植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网络分配系统正日益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原则。正如上述所说的那个案例正是网络分配病例中的一个典型的病例。和外国器官分配方面类似的是，我国的网络分配系统对等待移植儿童的评分也有相应的加分，在其他条件与成人等同的情况下，儿童能优先获得器官并进行移植手术。这也体现我国社会对儿童成长也越来越注重。
国内儿童肾移植供需比例达1：30
器官捐献逐渐取代死囚“捐献”
由于中国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很多人在生前都不会把器官捐献列入“处理身后事”的选择行列。即便有些重病的人在生前签订了器官捐献的同意书，但是由于家人的反对。最终，让生命传承的意愿只能跟随着亡者魂归天国。这跟国外的开放思想有着很大的差距。王长希教授告诉编者：“由于国内肯在死后捐献器官的人不多，所以国内器官移植的供需差距一直都很大。有报道称现在肾移植的供需比例大概在1：30。但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供需差距肯定比这个要大很多。因为每年肾脏移植手术那么少，而等着做手术的人却远超30万。所以现在很多人等做手术一等就是好几年，像小陆这样幸运的只是排了一个月的队就可以做手术的患者真的不多。因为手术要考虑配型，病情的轻重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一肾难求’的问题还是很严峻。”
当然，时代也是在不断的变革当中，由于西方的先进思想的冲击。人们的观念也逐渐开始转变，在器官捐献方面由之前的不接受到现在也有些人都会热衷捐献。在过去，国内的器官移植的供体都是来自于一些身犯重罪的死刑犯。而现在正逐渐的被器官捐献所取代。王长希教授透露：“器官捐献现在大概占了器官供体的一半。而相对于DCD器官捐献来说，活体捐献的比例正在逐步的下降。因为手术风险高，并且比较复杂。所以活体捐献的路也就会越走越窄。”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王长希教授与小陆合影
编辑寄语：一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六条鲜活生命点燃了“传承的圣火”，让包括小陆在内的五位重病患者再一次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编者在此也衷心的祝愿刚刚跃过“鬼门关”的小陆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健康快乐，真正诠释“生命的接力”。同时也希望我们国人能够给与器官捐献更多的关注，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享受到这种“传承之火”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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