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圆不幸车祸逝世的花季少女捐献器官遗愿，11月22日晚，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第二次主刀肝移植手术。
既是卫生部副部长，又是肝胆外科专家的黄洁夫教授，一直关注并推动着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发展。由他主导的，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会于2010年启动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DCD）目前已经顺利结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广东在DCD试点中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人体器官捐献超过百例。在广州的两次手术，都源于DCD模式，手术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黄洁夫副部长向我们讲述了这次手术背后的感人故事，以及我国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的发展情况。
（中间为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左一为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霍枫主任）
花季少女车祸逝世 无私捐献器官
11月9日深夜的一场车祸，让年仅17岁的英德少女华静生命垂危，重型颅脑损伤手术后十多天，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医学专家对华静进行过多次会诊，最终诊断为脑死亡，确定生命已不可挽回，父母强忍哀伤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代女儿达成了捐献器官的心愿。
华静是韶关医学院的学生，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白衣天使，然而，意外车祸却无情地剥夺了她的生命，她最后的心愿是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据悉，华静共捐献了1个肝脏、2个肾脏和1对角膜，所有的器官均通过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COTRS）进行分配。
器官分配过程 透明公开、公平公正
COTRS系统是国家的一个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霍枫主任介绍，每一个需要做器官移植的病人，都要将名字输入受体等待者的名单里面。当有供体的时候，这个系统会根据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病情、等待时间等，对病人进行排序，筛选出最迫切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选。这个过程是非常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并不会因为某个病人有钱、有权，就先得到别人捐献的器官，而是按照病情的优先程度来划分。
通过这个系统，华静捐献的肝脏与排在肝移植受者等待名单中第一位的患者王安（化名）成功匹配。王安是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的普通员工，患晚期肝硬化被严重肝病折磨了多年，最近三个月反复出现肝昏迷，病情非常严重，一直等着做肝移植。华静捐献器官的无私爱心，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今晚，黄洁夫副部长就将为他进行肝移植手术。
（手术现场，中为黄洁夫副部长，左为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霍枫主任）
中国对世界器官移植事业的创新贡献
脑死亡在“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里属于一类标准，心死亡属于二类标准。 霍枫主任表示，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脑死亡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大多数的民众将心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所以尽管华静被判定为脑死亡，还必须等到心脏停跳的时候，才能够实施器官捐献。而在心脏停跳的过程中，会经历低血压、休克、缺氧等损伤，对器官的影响非常大，严重的可导致器官不能使用。这个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器官捐献的成功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DCD试点工作时采用过多种技术，如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和机器灌注（MP）来缓解心脑双死亡器官捐献对器官造成的缺血损伤。事实证明，ECMO技术是有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不影响心脏的自然停跳，同时又能对病人的主要脏器器官进行支持，保持器官的功能维持在正常状态。
2、满足民众普遍认同的“心死亡”标准，使“脑死亡”和“心死亡”能很好地结合运用，避免了我们传统文化认同中的误区，从而使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成为了可能。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标准的分类与国际上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三类标准：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增加了符合捐献的死亡人群。国际上非常认可中国的分类，黄洁夫副部长强调，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主席Delmonico教授对ECMO技术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器官移植事业的创新贡献。
器官捐献的发展难以阻断非法器官买卖
据了解，截至2012年9月30日，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DCD）38个试点单位完成人体捐献465例，捐献器官1279个，广东这2天就出现了3例。可见，人体器官捐献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器官买卖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卫生部是否会出台一些政策来遏制呢？对此，黄洁夫副部长严肃地指出，国家已经出台了刑法修正案第8条，规定非法器官买卖要判刑，严重可致终身监禁。
虽然人体器官捐献相比从前，有了许多进步，但器官捐献的发展却难以阻断非法器官买卖。黄洁夫副部长认为，器官买卖是市场，市场是因为需要而存在的，有太多的人需要这个可以救人一命的器官，尽管它来路不明。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通过发展一个完善的器官捐献系统，或许可以减少器官买卖的发生，即使难以阻断。
为鼓励人体器官捐献 将出现激励机制
器官捐献与献血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遵循的是爱心奉献的无偿原则，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黄洁夫副部长表示，由于献血缺少了一些有效的激励机制，所以常常导致血库血存量不够的情况，器官捐献参考了献血的经验，目前已经开始创立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由中国红十字会来负责。
在DCD试点工作时，已对部分器官的捐献采取了经济补助的激励政策，尤其对贫困家庭的捐献者，采用了一种更合乎情理和互助互爱的中国式救助制度。国际上的器官捐献也有经济激励的方法，只为了使更多的人受益。
最后，黄洁夫副部长呼吁，现在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分配都是由政府来监控和主导的，如何让更多的民众参与监督器官的分配与共享，由医院协会、医生、各阶层社会人士来共同组建一个体系，是未来需要努力实现的。而在这份努力的背后，更需要社会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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