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世界》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壮观的景象：正在喝水的一只羚羊警觉地抬起头，竖起耳朵，好像发现了什么。然后，它开始掉转头奔跑。它身边的其他羚羊也随之奔跑起来，附近的羚羊也动了起来，最后是整群羚羊都朝与危险相反的方向奔跑。而那一两只反应慢的、弱小的、没有跟上整个队伍的羚羊，在狮子的口中挣扎着，最后失去了生存的机会。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一些人担心会出现商品短缺现象，就赶到商店里抢购米、油、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储备起来。很多人看到拎着大包小包从商店里出来的人，立刻也冲进去花光所有的钱，大包小包地抢购。然后有更多的人效仿，北京城里很多商店很快就出现了商品短缺现象。
羚羊所做的事情，和大多数人在相似的情景中所做的一样，就是从众。从众（conformity）指的是个体的观念或者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者压力，而向与多数个体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当然，没有人在非典时期失去生存机会，因为物资并没有真正短缺。但是，个体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多数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从众。因为，多数个体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更有利于生存的方式。这是保障个体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而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最经济、快速的手段。
从众，是个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千百万年来，面对生存威胁时所发展出来最重要的保障生命策略。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分析文革普遍发生的暴力行为时写道：“那么，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是恐惧！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里提到的恐惧，就是对失去生存机会的恐惧。因为在原始社会里，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无法存活。在那个人人自危、连国家主席都无法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日子里，人们用从众—和多数人在一起——的策略来降低风险、提高自己存活的概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保障已经很牢固了，人们更多面临的危机是有关发展的危机。这种情况从众就不仅不会帮助个体规避风险，反而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风险。
2005年下半年，“土掉渣”牌掉渣饼，打着“中国式比萨”的招牌，以星火燎原之势红遍大江南北。许多人看好这个市场，认为这么多人都看好，一定不会错，于是纷纷掏钱加盟跟进，“掉渣饼”店遍地开花。不到一年时间，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衰退了。那些从众跟进的人空欢喜一场，误了功夫，搭上银子。
其实，从众从来都是有风险的，只是人们对此没有警觉。当人们对外界环境没有充分把握时，总是倾向于以多数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参照。这个出发点没有错，关键是大家都选择从众后，客观环境就会因为人们从众而发生超出预料的巨大变化。
比如，饭店老板们发现水煮鱼近期最受老百姓推崇，就纷纷转向主打水煮鱼。原来的市场是有缺口，很快市场就变得饱和了。再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觉得弹钢琴的人才很少也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人就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学钢琴。果然，那些人的孩子因为有“特长”而比别人的机会更多。于是更多的人在钢琴教育中投资，结果是除了考级市场繁荣了以外，钢琴人才由于过剩而失去了原来预期的竞争力，投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所以，当大多数人都开始从众时，就是风险最高的时候。有限的资源因为从众而变得短缺，良好的环境因为从众而恶化，安全的环境因为从众而转为危险，畅销产品因为从众而积压，原本可靠的获利因为从众而失去可能。这就是彼得·林奇的“鸡尾酒会”理论。
从众是生存的本能。但是，如果在寻求发展时，总是无意识地从众，按照大众的潮流而动，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懂得规避从众的风险，那么，就很可能失去发展的机会，甚至，也可以危及自身的生存。那些炒楼、炒股票最后炒得倾家荡产以至于跳楼的人，就是从众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