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媒体报道济南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花费十几万元。此事一经披露，引发众多媒体和市民关注。在2012年4月12日举行的第14届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媒体见面会上，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谈到心脏支架过度医疗的问题时表示，我国大量支架用于稳定型患者身上，这和外国使用情况有较大出入。
数据说理
支架非所有心脏病患者适用 我国支架被滥用
胡大一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支架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普及率高，让更多的心血管患者仅通过小创伤就达到治疗的目的。尤其对於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而言，置放血管支架是最直接的救命方式，置放支架后，可以直接打通阻塞的血管，减少心臟组织坏死。所以放置支架对某些心肌梗塞病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而稳定型心血管病人是否都需要用上支架呢？胡大一教授提到，美国的一次实验中表明，在稳定型患者的治疗上，“理想药物治疗”和“支架+药物治疗”两种治疗方式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差别。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以后，美国的支架使用量显著减少了25%-30%。目前，美国70%的支架用于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和高危的心血管梗塞病人，只有30%的支架用于治疗稳定的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的支架手术中，98%-99%是使用恰当的，证明支架为急性病人带来了救命效果，其医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而在稳定的冠心病治疗中，11.8%-12%是完全不需要做支架手术的，38%可用可不用。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心脏支架在美国主要是应用在急性病人上，非急性心血管患者会根据个体需要而有选择性地使用。
但在我国，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跟美国有很大差别。我国大量心脏支架是被用在稳定型患者身上，很多可做可不做，甚至完全不需要做心脏支架术的患者，均被放置了支架。一个患者放5、6个支架在我国是常有的事，最多的一例甚至放了13个支架！可以说，心脏支架滥用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遏制过度医疗
法规、体制、人文教育 缺一不可
对于我国目前过度医疗的现状，胡大一教授认为在医疗行为规范化上有4点工作要做：
1、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文章开头提及的病人被放7个支架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主治医生会怎么样？一个美国的专家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没有医生会愿意做这种事的，因为监狱的饭不好吃。”这说明过度医疗在美国是要追究医生的法律责任的。由于美国的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医生过度医疗的行为。
2、医保需要建立谈判机制。改革体制，加强机制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医疗的问题。
3、卫生部门制定具体的临床路径。美国有很多疾病指南，能明确地为临床治疗作出指引。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疾病的临床路径出台，这将进一步指引和规范医生的工作。
4、加强医护人员的人文素质建设，端正医疗工作者的价值观，要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要发挥团队精神，各部门联合起来完善未来医生的培训制度。
呼吁体制和理念建设
胡大一教授在会上提出，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不是硬件、不是费用，而是体制和理念。他认为单纯论技术、论生物科技是很难挽救人类健康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需要全部政府部门联合起来，从多方位多角度共同合作才能达到目的，这不单需要体制上的改革，也要在理念上寻找新出路。
胡大一教授举了个例子：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提出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范围，这对肺癌患者来说是个喜讯。而如果税收部门增加烟税、城管部门加强禁烟执法力度，让低下收入的人和年轻人抽不起烟，也没有地方抽烟，这将在预防肺癌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税务部和城管的这些配合工作，就是胡教授所指的体制对防治疾病的作用。他呼吁全政府部门都要联合起来，不单单是卫生部，其他的如教育部、农业部、外交部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全民疾病防治的意识，从体制上把疾病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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