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养老”只是公共责任的补充

在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农村独居、留守老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开始尝试互助养老：让老人们集中居住，在生活上相互照料。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养老资源紧张的态势，但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资金的进一步支持，同时也需要完善管理和考评机制。

进入“未富先老”的模式之后，养老资源的跟进明显滞后，很难满足实际的需要，尤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状况更加严重，“政府来养老”的诉求难以实现，于是只能靠“互助养老”作为补充。没有清洁工，没有看护人员，也没有全职的厨师，年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这样的自我解决方式，无奈而辛酸。

不可否认，民间自为的方式，确实可以作为公共供给不足的替代。然而这种替代，不应也无法成为缓解农村养老资源的主要手段。如果将其作为一项公共政绩进行考核，或者一种有效的模式进行推广，恰是公共责任的放弃。更重要的是，如果对模式有了高度的认同，以及由此产生了依赖后，就完全会产生思想上的惰性，并将“公共资源不足”的借口发挥到极致。从某种意义讲，“互助养老”的效用越大，普及面越大，那么公益化养老的动力就会越弱。

既为互助养老，必须基于以自觉自愿作为基础。简单的来说，应当是老人们的自发与自为。事实上，一直以来，民间的力量都十分强大，尤其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下，“抱团取暖”在民间都有着深厚的基础。一些地方，也正是看到了“民间互助”所产生的强大能量，从而才在不断尝试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突破口，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贪杯式”的做法也值得高度警惕，否则就可能出现责任上的倒置。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在各地迅速建设的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中，一些示范型幸福院能够按照规定的要求规范运行，但相当部分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存在着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农村养老的问题，既受观念的影响，也受模式的限制。农村养老究竟采取何种模式，不应也无法实行高度的统一。同时，公共责任与民间功能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分工，“互助养老”的体系中，政府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都需要进一步得到明确。若是“为推行而推行”，而没有尊重客观规律与既定事实，就完全可能伤及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让高涨的社会热情被极大遏制。

在当前这种压力型体制下，政策的执行完全可能处于变异状况。“互助养老”属于民间的自愿，其责任与义务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若是一旦实行“政策性统一”之后，意味着将会变成一种强制性责任，并因此有了更为明确的分工，以及相对过重的任务压力，能否被接受和得到执行，是互助养老能否成功的关键。然而恰是正是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却很难得到真正的保障。事实上，公共责任的这种让渡与转嫁，其实也注定了模式的难以为继。

退一步讲，即便要不遗余力的推行“互助养老”的模式，政府也应由压力型向服务型转变，明确自身的责任定位并做好政策的兜底，才不会过度强调客观困难而忽略主观动力与活力。否则，角色错位下的“互助养老”，注定难以承担“谁来养老”的责任重担，农村“养老难”的困境也难以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