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原副省长朱静芝在陕西省代表团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痛斥一些制造假药的企业无良，为了利润不择手段。曾有一些制药企业的相关人士告诉她，一些患者感冒后，吃了多天的药不见好转，后来证明药品是假的，而这些药确实是通过了审批。“他们（制药企业）在药品上喷上一层感冒药剂，送去检查合格后，立即投入市场销售，这是一些医药界的人大代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在朱静芝看来，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在一些事关老百姓健康的药品上把好关。以陕西为例，目前省里一级的药品采购一般都严格把关，一些大宗药物由省一级部门集中采购，然后配发到基层，这就基本上杜绝了一些假药，但基层的采购就不能令人放心。
假药问题在本次两会上被多位人大代表提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韦飞燕对于假药问题非常关注。她称，现在“消”字号、“健”字号产品冒充药品的现象十分普遍，几乎处于不可控的状态，而法律对此的界定依然模糊。韦飞燕对假药问题做过多次调查。2011年，韦飞燕组织人员走访了7192家终端药店，发现涉嫌销售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药店有1909家，占调研药店总数的26.54%。
2012年两会期间，她提交了《关于加大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的建议》，得到了国家药监局的重视。
时过一年，在韦飞燕看来，非药品冒充药品、正规生产企业生产劣药在终端销售的现象依然不少。今年初，她又组织人员走访了37个地级市1315家药店，发现涉嫌销售假冒药品的有273家，在调研药店总数中占20.76%。
虚假广告满天飞
假药公然在媒体上大做广告，还得不到应有的处罚，这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非常气愤。
在本次两会期间，钟南山透露，他曾一天之内在三家媒体上看到自己代言的药品广告，而且都是假药广告。经过一番调查，钟南山发现，仅去年，在媒体上刊登的虚假药品广告就多达17.9万条次。
钟南山介绍，药品虚假广告一般有两种，一种在广告中夸大宣传，把药品功效说得神乎其神；还有一种干脆就是假药。
“假药广告会害死人的。比如有一个‘一加一大力士’，加了很高剂量的*，吃了以后很快就会让人心力衰竭。这是犯法的事，作为医生，我看着很痛心。”钟南山说。
有媒体调查发现，药品刊登广告，先要到地方卫生监督所和工商局报批，此时药厂大多会制作出符合标准的广告。成功获批之后，刊播的广告则可能被二次加工。媒体看到了相关部门的批文，自然也不会对广告内容质疑。而广告一经刊发，如果吃出问题的消费者不告、做代言的明星不告，工商部门也没有办法，一切风险都由消费者自己来扛。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认为，从企业源头到媒体终端，大家都有利益驱动，这让虚假药品广告一路绿灯。
打击力度必须加强
全国人大代表朱静芝认为，食品、药品假冒伪劣等安全问题要想解决，必须从法律、法规这个源头上采取行动。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制药工程系主任马建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治理假药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缺，主要是执行难或者执行不力。马建苹认为，造成目前假药泛滥的原因主要是在制造和流通环节上执法不力，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药品制假售假一旦在源头和执行上处置得力，将在短时间内见成效。“与传染病或者环境问题不同，假药问题是纯粹的人祸。”王宇说。
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生产制售假药的处罚，制售假药可以入刑，但韦飞燕认为实际执行力度很弱。“本以为这是个重锤，预期会像查处酒驾一样严厉，但其实不然。药品打假不像打击酒驾，公安部门一管到底，药品打假涉及药监、卫生、工商、公安部门，打假责任主体不明，难以形成合力，有的甚至相互推诿，各地执法力度也不一样，结果假药还是泛滥。”
马建苹建议，应从立法层面对药品市场进行规范，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从法律层面做出更严厉的制裁，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威慑；同时在具体执行和监管的过程中注重实效，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建议国家药监部门会同公安、工商、卫生等部门制定联合打击假药制度，让假药的制造者和销售商暴露在阳光下无处遁形。”韦飞燕说。
根据刚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即将组建，将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当前，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对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提出更高要求。现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既有重复监管，又有监管盲点，不利于责任落实。药品监督管理能力也需要加强。为进一步提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水平，有必要推进有关机构和职责整合，对食品药品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说。
“经济上严厉制裁，一下罚得倾家荡产，他就不会这样做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肯定是处罚力度不够。”全国人大代表姜明建议，还应完善法律法规，对制造假药的企业以及刊载假药广告的媒体，严查严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