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市三级甲等医院使用的西药，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生产的已经占到70%。”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陈述的这一惊人事实背后，一方面是外资药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招标、医保政策，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发展与创新。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直言，政策层面的一些偏差影响了医药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此次全国“两会”期间，医药界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出调整现行的药品定价体系，鼓励企业提升质量和创新研发的积极性，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取消超国民待遇
3月4日，张伯礼在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上指出，外资药企不仅抢占了国内西药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更在中药领域攻城掠地，收购品种、进而收购企业，乃至市场和品牌通吃。
目前，中药产值占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28%，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阶段。张伯礼认为，此时跨国集团大举进入，有助于带来技术外溢的效果，也有利于倒逼中药产业加大投入、扩大创新、提高国际认可度，但更多的是带来危机和挑战。
“13亿人口的大国，吃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张伯礼如是转述来自高层的意见。他认为，“对跨国集团和外资药品的保护、倾斜政策应该中止”。
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则直言，市场换不来技术。跨国药企是拿过时的技术来攻占中国市场，所谓的技术溢价是“幼稚”的想法。
刘革新说，必须取消进口产品的超国民待遇。比如在药品的定价及招标方面，原研药一旦过了保护期限，就应该等同于仿制药。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王宏志分析海关数据发现，2005年至2011年进口药品每年的增长率为34%，某些年度增长率高达43%。进口药品增长过快、进口合资药品占比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前药物政策给予外资企业过多保护、对国际规则利用不足是主要原因。
推动药企创新
相对于外资药企的超国民待遇，国内药企的发展则面临重重束缚，频繁的降价政策，侵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挤占了研发投入。
张伯礼认为，国内的医药产业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入不足。政府集中招标、尤其是二次议价、低价中标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滑，没有能力搞研发。因此“对于医药企业不能一味地降价，而不考虑到前期的大量投入”。张伯礼说，国家政策应该考虑到医药产业的这一特殊性。
例如，吉林省内某企业生产的脑血康片，是全国医保目录药品，成本超过30元，但国家物价局定价是19.8元，企业最终不再生产。
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在提案中称，现行医药政策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现象，比如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药价虚高”、“药价虚低”等问题，根源在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药品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了医药行业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具有质量优势的企业无法通过公平竞争做大做强。
徐镜人建议，把药品的质量差异作为定价政策和制定招标采购规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以“质量优先、价格合理”取代“最低价中标”，有序淘汰药品质量偏低的企业，促使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品牌竞争。
除了定价的问题，目前创新药不能进医保，也影响药企创新的积极性。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介绍，一个新药从研发到拿到生产许可证，大约需要七年的时间，要进入医保还需要五年，“很多药企可能就死在这个路上了”。对此，于明德建议，把创新药品纳入医保，实行按比例给付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