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控制医疗费用”作为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要求在60%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艾滋病、乙肝、丙肝和白血病这四种大病，绝大多数患者在使用国外药物治疗，消耗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语出惊人。
据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全国有1.2亿名乙肝病毒感染者，其中600万人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其中有20万人需要使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拉米夫定”(100mg)，每人每年支出近5000元，合计全国乙肝病人为这一种药物需要支出10亿元。在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应当增加重大疾病基本药物可及性，尤其是对一些进口药物，应灵活使用法律和贸易手段，作为解决“看病贵”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由于治疗这些疾病的药品生产商在国内享有专利权，国内药厂无法进行通用药生产并形成竞争以拉低价格，高昂的药价最终转嫁给了患者和国家财政。受到专利药物高昂价格威胁的各种病人，其每年消耗在购买专利药物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仅仅依靠将专利药物纳入医保范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国家造成新的重大经济负担。
赵林中代表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多哈宣言》，一国为解决其公共卫生问题，可以使用“弹性条款”，通过颁布强制许可等方法，合理打破专利药物的专利垄断权，获得廉价药物。
“国家应适时启动对关键治疗药物的专利强制许可程序。正确处理创新和仿制的关系，掌握药品供应的主动权。”赵林中代表说，国家可引导完善组织领导机构，并发动群众，倾听病患声音，协同一心，共同推进这项涉及国际法与国际贸易的多边博弈。
代表委员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且已经具备生产成品药的完全能力，我国的强制仿制药物一定能大大降低药品的价格，这不仅能极大地提高我国的药品供给能力，更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提高非洲国家的药品可及性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