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诺贝尔官网，当地时间10月2日，“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诺贝尔大会宣布，将该奖项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因为他们发现了核苷酸基修饰，从而开发出有效的mRNA疫苗。他们将共享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32万元人民币）。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今年的获奖者通过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 mRNA 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在现代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期间，它们为疫苗的前所未有的开发速度做出了贡献。
卡塔琳的父亲是只有一万人口小镇（匈牙利小镇小新萨拉什）上的一名屠夫。从小，卡塔琳就看着父亲工作，研究着屠刀下生物的构造，她对生物学的兴趣，也自此开始。
27年后，卡塔琳获得了她的博士学位。但好景不长，因为研究经费缺乏，她不得不另寻出路。由于美国有更多研究机会和经费，因此起心念动怀抱美国梦。
1985年，她获得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博士后研究机会的邀请之后，卡塔琳与丈夫及两岁的女儿来到美国费城，在坦普尔大学做博士后。
四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研究助理教授”，虽然挂着助理教授的名，却无晋升通路。能在实验室留多久，完全要看科研经费是否充足。
此时基因治疗的概念开始兴起。人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纠正体内那些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那么多种遗传疾病都会迎刃而解。而修正这些基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捣黄龙，通过DNA来实现。但卡塔琳不这么认为，在博士期间研究利用mRNA治疗病毒感染的她，认为负责将DNA信号转化为蛋白质的mRNA更有潜力。
卡塔琳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研究信使核糖核酸（mRNA），即向细胞的蛋白质生成机制传递脱氧核糖核酸（DNA）指令的基因脚本。她认定mRNA可以用来指示细胞生成药物，包括疫苗。不过在很多年里，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作一直岌岌可危。她从一个实验室转到另一个实验室，靠一位又一位资深科学家把她纳入团队。她的年收入从未超过6万美元。
当时，卡塔琳和另一名科学家Barnathan教授，在一间逼仄的实验室，研究着不被人看好的mRNA领域。
但命运随即给她开了一个玩笑。不久，Barnathan教授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他没有带走卡塔琳。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找到一个实验室挂靠，要么自己申请到科研经费。卡塔琳不擅长申请经费，mRNA技术在当时也未臻成熟。
曾与她共事过一名同事曾短暂递出了救命稻草。他向神经外科系的主任推荐了卡塔琳，为她谋得了一席之地。这支新的团队尝试用mRNA技术指导血管合成能扩张血管的分子，但多轮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再后来，同事自己，乃至神经外科系的主任都离开了学校。卡塔琳再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是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1995年她经历人生低潮，在宾大被降职，她从研究助理教授被降职为高级研究人员。她得了癌症，而自己的丈夫却因为签证原因被困在了匈牙利。而她曾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mRNA技术，也走进了死胡同。
1997年，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了自己理想奋斗的卡塔琳正想复印一份文献。却与同样要使用复印机的免疫学大佬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 相遇。
韦斯曼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后在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工作，师从著名传染病科学家Anthony Fauci博士。
卡塔琳回忆说：“我是RNA科学家，我可以用mRNA造出一切。”
韦斯曼告诉她，他想研制出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卡塔琳说：“是的，我能办到。”
对mRNA技术的共同兴趣，让两人一拍即合，成为科研上的长期搭档。德鲁·韦斯曼很快发现，这位级别很低的学者，对mRNA疗法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两人随即开始了合作。
在经历数年的漫长研究后，卡塔琳和德鲁·韦斯曼终于发现，通过核酸的甲基化，能够有效避免免疫识别受体对mRNA的响应，并极大程度地降低了mRNA带来的副作用。这项研究于2005 年发表在Immunity上，也直接让mRNA疗法的应用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