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凡凡，女，1950年10出生，1968年4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侯凡凡已在“N Engl J Med”、“J Am Soc Nephrol”、“ Kidney Int”和“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等SCI收录的国际期刊发表论著42篇，其中影响因子4-52期刊20篇。曾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广东省“丁颖科技奖”、广东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广州市“公德公益之星”等荣誉称号。被总后勤部授予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
侯凡凡在临床第一线从事医疗工作40多年，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平凡的医疗工作岗位上，以自己高尚的医德医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的工作方法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2006年，侯凡凡院士在慢性肾脏病防治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其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引起国际医学界高度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能在门诊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让患者住院；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决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决不用贵的。”
与侯凡凡院士接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时刻为病人着想，带领全科人员想方设法让病人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病人把健康托付给她，侯凡凡深感责任重大，她坚持用自己的言行感动着病人和带动身边的每个医生。她说：“既然当了医生，就得当位好医生。”
1999年侯凡凡成为肾内科主任后，一直要求全科人员奉行两个行医原则：一是对病人态度不能不好；二是不能把行医当做牟利行为，不该用的药一样也不能用。抗生素必须在病人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才可以开，一般预防性的治疗不准乱开。在南方医院，肾内科的抗生素使用率是最低的。有了这样的传统，这么多年来，科室里医患关系一直十分和谐。从1989年至今，肾内科20多年来没有一起医疗纠纷，保持着20年“零投诉”的纪录。
有一次，一位已在外院透析一年的患者来到肾内科，请求侯凡凡替他修复已经堵塞的血管内瘘，以便他继续接受血液透析。侯教授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详细询问了他的病史，并为患者做了认真检查，结果发现引起患者肾功能衰退的病因是肾结核，若对症治疗，患者完全可以不用透析。当她把这一诊断结果告诉病人时，病人一脸疑惑，甚至责怪她不负责任。侯凡凡恳切地对病人说：“我可以为你继续透析，但是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到手的钱不赚而要你选择药物治疗？因为你不需要透析！”一个月后，这位病人健步走出肾内科，甩掉了透析的包袱，重返工作岗位。
作为一名在临床摸爬滚打多年的医生，侯凡凡深切体会到，为病人提供最经济的治疗方案，不仅是对患者的关爱，也是对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支持。侯教授领导的科室对预防性治疗、辅助性治疗的用药控制严格，对“大处方”现象定期自查。在2006年卫生部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中，该科被评为“患者满意度最高，抗生素使用控制最严格、医保付费患者自费率最低”的科室。
“必须用心感受患者的需求，通过临床研究改变治疗现状，期间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信任和支持，最后和他们成了朋友。”
侯凡凡谈起她的患者经常是一脸严肃，肾功能衰竭是一种当前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患者只能终身依赖昂贵的透析治疗或肾移植生存。有一位患者让侯凡凡到现在仍然刻骨铭心，这位患者第一次就诊时肾脏功能已经衰竭。当患者了解病情并询问了透析费用每年需要6到7万元后，夫妻两人流着泪跪在地上求侯教授用别的方法治疗，丈夫拉着侯教授的手说：“我要是透析,一个家就塌了,只要帮我拖3年时间，等我女儿考上大学,我死了都行!”看到患者痛苦无助的眼神，侯教授很是心痛。“中国目前90%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仍然得不到透析治疗，有这么多人在绝望中等待生命的完结, 揪心啊!”侯教授想通过临床研究，为改变这一现状提供根据，“为那些绝望的晚期肾病患者做点什么？”
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类药物（RASI）已被证实对早期慢性肾脏病患者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但传统概念认为，对于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0 mg/dl的晚期患者，这类药物是禁用的。这个禁区能不能闯？能不能用药物延缓晚期慢性肾脏病病情的发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侯凡凡带领其团队展开了耗时5年多的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应用得法，这类药物可使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肾功能衰竭的风险降低43%，使患者进入透析的时间延缓一倍。这对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国家的医疗卫生负担，都将是十分可观的。2006年，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医学权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被国际医学界评为“近年对内科学临床实践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国外专家对此评价道：“该研究改变了晚期慢性肾脏病禁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的传统理念……是改变我们对慢性肾脏病治疗策略的时候了。”
成功凝聚了侯教授和她团队的心血和辛劳，也得益于广大患者的信任和支持。在侯凡凡团队完成的几项临床研究中，患者失访率都不到20%，这只有在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在临床研究中，患者需要接受严密的临床观察和定期检查。为了准确评估疗效和不良反应，医生们把手机号、家里电话号甚至QQ号都公布给病人，患者可以随时拿起电话问这群医生，感冒了、拉肚子了、头疼了、怎么办？以保证患者感到不舒服时能及时就诊，保证不擅自用药影响试验结果。而这群医生呢，白天上门诊随访患者，晚上整理资料，每位患者的情况都烂熟于心。就这样，他们陪伴患者走过没有白天黑夜的五个三百六十五天，他们和患者真的成了朋友。侯凡凡卧室的枕边放着电话，双人床的另一半却空着，由于经常被深夜打来的电话吵醒，时间长了，侯教授的先生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房间。
为了保证研究的完成，她经常拿自己“做实验”。早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时，为了更快完成有关免疫细胞功能的研究，她就经常抽自己的血做实验，有时一抽就是二百毫升。
在完成临床任务的同时从事临床研究是很艰苦的工作，上班的8小时之内很少有时间去做，侯教授调侃说“我们是业余科学家”。十几年来，侯教授几乎没有节假日，除了临床工作，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一项接着一项的研究中。侯教授的同事介绍说，侯教授的办公室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场所，毯子就卷放在的长沙发一角。“累了的时候她就在那休息休息，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如此操劳时，侯教授只说了一句话“中国有太多的患者，患者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病人奔波劳累找我看病，我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对病人的贴心，换来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信任。”
除了给病人看病，侯凡凡还有大量的科研、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但她始终战斗在临床一线，对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病人从来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地认真诊治，尽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每周出门诊，她经常是从早上8点一直看到下午五点才离开诊室，中午只在诊室吃一个盒饭甚至顾不上吃午饭。她常说“病人奔波劳累找我看病，我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有一次出门诊，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她还没有吃午餐。有位患者买了一个盒饭给她说：“侯教授，您看门诊这么辛苦，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在楼下帮您买了一个盒饭，您先吃一口吧。”侯凡凡谢绝了，“我知道这个病人经济很困难，他自己都舍不得买盒饭，我不能让他多花钱”。
有关心她的病人问侯凡凡如何协调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她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当医生就意味着把心交给了广大患者。”有一次，在十分紧急又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为了抢救一名药物过敏突发性休克的患者，侯凡凡毫不犹豫冲上去，口对口吸出病人口腔中的呕吐物，为患者赢得了抢救时机。相比起对待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照，侯凡凡一提到亲人便感到惭愧。她的儿子在小时候有一次重病住院，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她因抢救重症病号未能陪护在儿子床旁。侯凡凡说到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她母亲，因为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作医生的她却没有能够在病榻旁服侍。
侯凡凡带领科室曾多次救助贫困地区的患者，还经常为经济困难的病人捐钱捐物，和情绪低落的病人促膝谈心，被患者称作“贴心人”。汕头地区一个贫困家庭父子两人同时患肾病综合症，家庭濒临崩溃。肾内科及时为两人作出诊断并用最经济的治疗方法使他们的病情获得缓解。科室医务人员通过捐助承担了父子两人的治疗费用并为孩子提供了上学费用。
对病人的贴心，换来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当前，侯凡凡领导的科室连续20年没有一起医疗纠纷，与患者朋友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实属不易。
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和高洁的医风，她在患者中赢得了很高信誉和威望。在她“著名专家门诊”就诊的患者有一半来自省外各地以及港澳台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境外地区或国家。2009年侯凡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被问及如何处理院士和医生的关系时，侯凡凡笑答：“院士只是一种荣誉，我还是要当好一个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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