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应该成为新医改的重要支柱
记者：去年新医改启动，利好中医药发展。但具体来讲，中医药该如何发力，参与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
邓铁涛：长期以来，中医药服务主要限于医疗领域，同样体现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治未病”，在我国现有卫生体系中一直欠缺。何谓治未病，就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西方经验告诉我们，基于“已病”的卫生体系，即便富如美国，也支持不了日益增长的天文数字般的医疗开支。事实上，运用和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也就是中医养生，不仅个人可以节省医疗成本，国家更可以大幅降低医疗费用支出，还可以正确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疾病预防方面，西方医学讲卫生，却是从外部防御，比如绝对无菌、消毒；中医讲养生，比较重视发挥人体的能动作用。
中医的养生之道，自古有之，只是未能从童年开始，临老养生，为时已晚。未来卫生事业必将把养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此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针之一就是坚持预防为主，贯彻这一方针，中医药治未病可大显身手。
因此，治未病应该成为新医改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西方模式，罩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
记者：2006年，中南大学一位教授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活动，掀起了中医存废之争。这场签名活动后来无果而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但很多问题值得深思。您如何看待其中暴露出来的中医发展困境？
邓铁涛：这反映出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框框把中医框住了。自然科学的框源自欧美，让中医往里钻，却不相容。
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所以才能持续数千年发展，才能指导临床实践。若抛开古老的名词，探究其实质，仍然具有崭新的、丰富的内涵。如：“天人相应观”是中医学的整体观；“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矛盾论；“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系统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辩证法。
中医理论的发展要依靠临床实践。中医之真理在疗效，不在实验研究，是要病人“点头”，而不是靠小白鼠“点头”。中医药学是从人体自身实践开始的，医疗实践一直是中医学发展的轴心，推动这个轴心不断发展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绝不能把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系统理论丢开，另起炉灶。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创新，走中医自己的路，才能为中医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人才匮乏成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它的病根在哪里？
邓铁涛：一言以蔽之，以西医学之模式办中医药事业，是对中医药学执行“酷刑”。
中医院校一直都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力。但是，一些中医院校的教学，中医的根不深。学生学了很多东西，长了很多旁根，主根却没有长好，结出来的果自然就会变味。
现在，中医硕士、博士英语必须达到四、六级，但医古文水平可以不管。教授、主任医师之职称评定，必须考外语，而不用考医古文。机械地用西医教育去培养中医之才，南辕北辙，如此下去，中医事业难以振兴。
甲流刚开始时，我们治疗了30例，平均只用了100多元钱。我们把这个结果送到北京去，居然有中医问：你们真的没有用西药吗？心里戚然。现在全国最欠缺的是有真本领的“铁杆”中医。
如果不注重承传，造成断代，意味着中医药被处以死刑。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各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现在看来，这一模式，对中医之束缚多于帮助。因此，必须对中医重新做深入的研究和整改。可喜的是，在卫生部门的重视下，这种情况已朝好的方向发展。
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
记者：现代医学的许多治疗措施与技巧都是从动物身上练出来的。不少治疗手段，看起来能治好某一个病，但可能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举个极端的例子，用抗生素治疗小孩发热，热是退了，但是耳朵却聋了。未来医学，能否避免这种遗憾？
邓铁涛：这样的技术，不能称为仁术。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比如，中医学在公元3世纪《金匮要略》就已经用大黄牡丹皮汤口服治疗阑尾炎。这一方法至今仍可使用。
仁术是未来医学重要的灵魂，用仁术来考量，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
中医留存五千年，视病人之痛为己痛，以“仁”治病。许多名医，包括中医师和西医师都具有“仁心”。爱护病人，处处为病人着想，这称为“医德”。先有“仁心”才有“医德”，这是人所共称的“医者父母心”。医师的医德，决定其医术，先有“仁心”，才有“仁术”。
我认为未来医学模式将讲究中医的“天人观”，即把人放在时间、地域、人群、个体中进行健康保健预防与治疗的观察研究。中医诊治疾病，不单单在追求“病”上，而是按“时、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劳动整体进行辨证论治与预防。
未来中医须以传统经典理论为根，各家学说为本，临床实践为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则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
可以预见，中西医学全面而平等的合作，前途是光明的，共同创造未来的医学，为人类的健康与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可以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