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与我的儿子亚历山大同岁。他们 6岁的那年夏天，有一次马丁来找亚历山大玩。晚上五点左右的时候，马丁的妈妈来接他回家。马丁的妈妈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略显内向的年轻女性。我对她的了解并不多，只是大略地知道，她是一名职业女性，她的收入维持了家里的大部分开销。而马丁很长时间以来都不愿意回家。那天我带着他走出儿童游戏室，爬上楼梯，送他到家门口，一路上他的情绪特别低落。其实，马丁和我家亚历山大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平时的来往也不是很多，但是每当他们一起搭积木、玩模型的时候，他俩就会完全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中陪伴他们的只有那些积木和形状各异的模型。要将他们从游戏的世界中拉出来，自然不是那么容易。
在家门口，我和马丁的妈妈聊了一会儿，马丁和亚历山大马上就都要去小学报名了，所以我们自然有话题可聊。马丁的情绪还是一直很差，不停地闹着小别扭，这让马丁的妈妈有些尴尬。她用手臂环着马丁的肩膀，但马丁却立即对这个亲昵的动作表现出了极大的排斥，他高高地撅着嘴巴，猛地一脚踢向了妈妈的小腿。随后还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并且还越来越快。
马丁一直没有停下来，甚至连我都制止不了他。“现在立刻给我住手，不准再踢你的妈妈了！”最后我不得不大声吼道。然而马丁却只是用他那大大的眼睛固执地盯着我。“为什么？”他用一种好奇的带有挑衅意味的语气问道。其实，他肯定是知道答案的。
“因为那会让她很痛。”我快速回道。
最后马丁甩开了妈妈，自己闷闷不乐地走上汽车。他的妈妈微笑着向我道别，带着一丝尴尬。她自己或许也知道，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仅依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位于大西洋背面的梦幻国度 ——美国，对于我们所有德国人而言，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令人神往的地方。在如何对待孩子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与德国人也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无论是美国父母，还是德国父母，他们都会遇到一些相似的问题，例如，夫妇是否该约束孩子以及该如何约束孩子。然而，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和德国的父母们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戴安娜 ·艾伦赛夫特（ Diane Ehrensaft）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兼儿科专家，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自己的著作《当父母太 ……》 ①中，描写了一个所有读者都经常见到的场景，并以此作为自己著作的开篇文章。这本书对于父母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戴安娜 ·艾伦赛夫特谈到创作的灵感时，说自己著书的原因源于一次到朋友家的聚会。“有一次，我被朋友邀请到家里吃饭。朋友有一个 5岁的小女儿，名叫米兰达。当大人们坐在餐桌旁聊天的时候，米兰达骑着她的脚踏车，绕着餐桌不停地转圈。她制造的噪音如此的扰人，以至于我几乎听不清任何人讲话，并且我的眼睛也都被她绕花了。我更不能清醒地思考。‘米兰达制造这么大的噪声，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纵容她？’我问道，‘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她？’但是没有人附和我的提议，米兰达依旧制造着噪音。最后，我不得不亲自去制止米兰达，而我的这一举动却让米兰达的父母感到十分震惊。我用和善的语气对米兰达说，让她自己去找一个噪声较小的玩具来玩，如此我们大人才能继续我们的谈话。她还算是听话，自己去坐到了离餐桌不远的儿童木马上，但是木马上的弹簧又被她弄得响个不停。最后，我不得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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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我就开始不停地思考：这个孩子对于我的朋友们而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纵容这个孩子以这种方式来影响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要随时准备忍受这样难以入耳的‘音响效果’？他们原本都是十分理智的人啊。为什么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 ——一个仅有 5岁的可爱的小姑娘 ——为我们所有人带来生理上难以忍受的折磨？仔细琢磨了许久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文化氛围中，一种影响深远的变化正在进行，也只有这种变化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当今社会，成为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而言，成为父母这个话题会带来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又有什么是我们必须改变的？我们所用在孩子身上的教育风格已经过时了 …… ”
和戴安娜 ·艾伦赛夫特一样，我也已经拥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分别是现在已经 9岁的小儿子多米尼克和前面提到过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现在已经 12岁了。我在写此前言的时候，他刚好在学校度过了自己郁闷的一天。时间是 2001年极其普通的 1月的某一天，当他放学回家后 ——他现在已经上高级中学（德国学制）二年级了 ——我刚为他打开家门，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立刻向我叙述了一件事，一件发生在当天艺术课课堂上的“丑闻”：一个学生将另一个学生惹得十分生气，最后导致后一个学生号啕大哭。老师将扰乱课堂纪律的那个学生赶出了教室，并在班级记录簿中给他记了一过。在这个转折点之后 ——按照亚历山大的说法是 ——一切事情都“失去了控制”。“你这个恶棍！”学生朝老师高声怒骂道，“浑蛋！”
孩子们都特别看重一件事，那就是向自己的父母暗示，我是很“酷”的。亚历山大尤其如此。白天发生在学校的事情让他感到不安，但他也没有试图掩藏另外一个事实：这次偶然的事件吸引了他，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恐惧。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在学校是否应该和言行粗鲁的同学发生言语或肢体上的冲突。他的回答是略带无助地耸了耸肩 ——当然不可以。
如果我是那个老师，我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把我也难倒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我也很无助。
整个事件中，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在有关学校事件的报道中，这种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发生在亚历山大身边的事情也只是众多事件中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件。然而在现实中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对这种事情无计可施，与好的事情应该被四处传播不同，在人们眼中，这种事情不应该被四处张扬或予以过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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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父母，他们会打自己的孩子，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现在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打自己的父母，这当然更不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与前者相比，后者发生的频率显然要低得多，尽管后者在过去的一年里频繁地登上报刊杂志，并且在那些文章中，大人们大肆讨论“恐怖的孩子”或者其他类似的恶劣人物（我将在本书的第三章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而本书第三章内容的中心主题是“辈分之间的冲突”）。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当有些人在大肆宣扬由孩子们造成的“恐怖事件”时，他们有没有想过，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几年前，在德国有一本书，几乎是一夜之间红遍整个联邦，成为最畅销书籍，这本书有一个十分好记的名字——《小暴君》。②然而，这本吸引了成千上万父母前来购买的书籍，其内容只是统计了整个联邦有多少对父母，又有多少个孩子，以及数不尽的由孩子们所犯下的“暴行”。如果孩子们真的如《小暴君》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一样，喜欢对周围其他人实施“暴行”和“恐怖政策”的话，那么他们这种行为也是自父母那里学来的，并在父母的纵容下熟练运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人。事实上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根本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存在着所谓的“残暴基因”。他们之所以会做出一些过分的、伤害到他人的举动，通常是因为他们想试探出自己的行为上限究竟在哪里。另外，当他们的一些行为得到其他人的“赞扬”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要重复做这些事情。
这样一来，父母们又该为孩子们的过失行为负责任了。或者换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孩子们会做出某些“暴行”，是因为父母们的行为为他做了示范。
针对孩子们遭遇的这些错误教育，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应时而生：“孩子们必须自己去探寻，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句看似简单的话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父母们完全按照这个指示行事的话，那么真理在无限度地被夸大后也会变得扭曲。因为这样一来，情况很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极端上：前面提到过的这一理论（即“孩子们必须自己去探寻，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无限上升，发展成另外一种说法：“父母对孩子的行为不应加以任何干涉，他们应该自己去探寻，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尽管后一种说法并没有被人明确提出来，但它确实是明显隐藏在第一种观点之后的。现在还真有一些父母主张完全开放式的教育。起初他们或许还在庆幸自己的孩子具有所谓的独立自主性，但最后终究有一天，他们会被自己的孩子折磨得疲惫不堪，然后不得不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孩子们相信，所有与自己有关的问题自己都能解决，固然是好的（事实上，孩子们并不能做到这些……），但是扪心自问一下，父母有必要将“独立自主”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吗？
如果有父母起初采用完全开放式的方式教育孩子，然后在这种教育方式失败以后，又开始重新约束孩子（对于孩子而言，各种各样的约束好像是在某个时间，突然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么孩子一时间肯定会很难理解父母的做法，会认为他们恣意专断，反复无常，所以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教育方式应该尽量少出现，最好完全不要出现。好的教育方式是父母应该始终为孩子设定一些限制。如果孩子打破了某些来自父母的限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孩子偶尔做出一些所谓的出格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坏事，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
运转的，更好地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对于已经适应了界限内规则的人群而言，如果有一天限制消失了，他们会很小心地去尝试踏到界限以外的地方，而一直被父母管着的孩子更是乐意如此，并且他们还会乐此不疲。至于父母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孩子们那些微小的、持续的、必要的逾越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也正是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的中心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