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5年，抗生素家族成员已经增加到133个，它们都为人类征服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统计资料显示，今天人类的寿命较上世纪初增加了近20岁，其中约有10岁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从此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鼠疫（黑死病）、霍乱等致病菌引起的传染病一直折磨着人类。20世纪掌握了抗生素的人类才在与细菌的较量中第一次占了上风。
青霉素也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第一次生病和负伤死亡的人少于战场直接战死的人的大战。在过去人类多数战争中间，生病和负伤死亡的人要比直接战死的人多，例如为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病死和因为负伤致死的军人就超过直接阵亡的数字；再如苏俄的国内战争中间，红军战斗死亡不到40万人，可是因为生病而死的多达138万人。在中国近代的战争中军人同样是病死的比直接战死的多。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中国战场上医疗条件差，因此病死的数字仍然很大之外，其他主要交战国的伤病员死亡率都降到了10%以下，许多事史研究者都评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第一次直接战死人数超过生病死和负伤死人数的大战，这主要是青霉素的伟大功劳。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结核病被称为“白死病”。人们把它与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相提并论，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它是导致死亡最多的一种疾病。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结核病患者苍白的脸色和带血的手绢，甚至成为那个时期人物的典型特征。1943年，生物化学博士瓦瑟曼分离出一株灰色的放线菌，它产生的抗生素不仅能杀死结核杆菌，对人体也没有毒性。瓦瑟曼把这种抗生素命名为链霉素。链霉素的发明使得美国1904年以前10万肺结核患者死亡188人的比率下降到1953年每10万患者死亡4人。1952年，瓦瑟曼因发明链霉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瓦瑟曼的成功挽救了许多结核病患者的生命。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人类开发了上百种抗生素，但只要有一种新抗生素开发出来，一定会出现对该抗生素有抵抗力的病菌，而且其他的细菌可以通过细菌间交换遗传基因来相互学习对抗该抗生素。
在抗生素的黄金时期——20世纪60～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抗生素的发现与使用，面对细菌，人类似乎一下子拥有了大批武器。遇到很多葡萄球菌感染病例，医生们大都不假思索地注射青霉素，效果显著。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事情在悄悄起变化。以青霉素作为案例来说，它刚投入使用的时候，一天用100个、200个单位就很有效了，后来使用剂量明显上升，再后来，即使剂量上升药效也很差。到了今天，即使是治疗普通的呼吸道炎症，一袋注射用生理盐水(250毫升)中需加入青霉素剂量为1 000万个单位——用量上升了几十万倍。“不是青霉素不好了，是敌人变得越来越狡猾、强大了。”一些新产生的酶可以耐药，科学家们就研发一种酶抑制剂，使青霉素的作用继续得以发挥。这一做法，相当于清扫阻挡青霉素生效的障碍，后来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其作用又慢慢下降。
如果从弗莱明1929年发表《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论文算起，抗生素与人类疾病的作战已历80多年。然而，在第1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2009年3月24日），我们却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个结核病病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仅在中国，目前就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50万。曾经因为抗生素的杀菌威力而一度近乎绝迹的结核病（白死病）卷土重来。更要命的是，今天的结核病病菌多数是具有强耐药能力的所谓“超级细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无抗生素时代。
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对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促使细菌进化至耐药。同时，曾经遥远的“超级细菌”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度接近。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耐药性越强，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调查发现，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11.7%)比普通感染的病死率(5.4%)高出一倍多。也就是说，如果感染上耐药菌，病死的几率就增大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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