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在纽约时装学院上学时，常听我的专业课老师们感叹，“现在可不是从前了。”她们摇着头叹着气，好像很替我们在这时候才进入这一行感到惋惜。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从时装工业的前线退回到学校这个大后方的，退回的原因，据她们讲，大多是因为留恋从前，无法适应眼下的工业状况；而从前，大概就只有在校园这块“净土”上才能感受蛛丝马迹了。我偶尔会问，你们口里的“从前”究竟前到什么时候？她们大多不假思索地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前吧，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至多可以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
我们那时的主课，在上到一个月的周期时，总会穿插一堂“回顾大师”的时装历史课。课堂设在校档案室里，大家围坐在一张阔大的高台周边，等着老师从仓库推出满满一铁架几十年前的“古董”。这些古董服饰大都是名人捐赠的，被包裹在优质的棉罩里。每次老师拉开衣罩的拉锁，我们都凝神屏息，心情既兴奋又紧张。Balenciaga出现的次数最多，老师总是小心翼翼翻开他衣缝里的每一处细折，让我们看他缜密的手工，然后说，瞧，Balenciaga当年就是用这么得体的裁剪、优雅的线条培养了几代女人的品味──从英格丽·褒曼到格蕾丝·凯莉，从肯尼迪夫人到提娜·周。
这种历史课往往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时的大师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美还是不美”。他们只用他们认为最美丽的蕾丝、花边、纽扣，最凉、最润、最上等的面料，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制作他们认为最美的服饰。Balenciaga说，“穿我衣服之女性不必完美，甚至无需美丽，我的衣服自会使其拥有这一切”──这几乎立刻成了我们所有学生的信念。在校园里，老师从不说成本、定价和基本订单量这些词汇，我的课堂笔记里连“yardage”这个织物码数字都从未出现过，总而言之，任何非时装设计本身的因素好像完全不存在，或完全无需被我们考虑。“创造，我要看到你们的创造力！”我们的老师常常这么要求我们，“如果你们在学校里不尽情地享受你们的创造力，享受创造力的自由能给你们带来的狂喜，大多数同学进入公司后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创造力！我们那时只恨它不够，不能每时每刻在每一节创作课上都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从没想过有一天它竟会受到束缚，甚至成为一种束缚。
我们的老师真不愧“前线”下来的，果不其然，等我们进入公司，天马行空的日子立刻就结束了。
我还记得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我的设计总监立刻抱给我一大摞公司的设计档案。就照这个画吧，长短不变，肥瘦不变，如果你愿意，用透明绘图纸垫在上面描也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设计师生活吗？我那时一口气咽了好几下口水。我们的大老板偶尔也要求我们的创造力，可他却是为了敲开沃尔玛的大门，让我们把每码七分美金的英国蕾丝换成每码一分五的廉价替代品；把原本5×5平方英寸大小的绣花图案缩减到2×2英寸；在找到了每米两美元的丝绸供货商后，还要看能不能再找到九十美分的供货商。如果他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而且帮他顺利拿到了订单，我们一定会成为他嘴里的“天才”，除了逢人便被夸耀，遇到他心情愉快，性情慷慨，还能因为“削减创造力”而得个大大的红包。
久而久之，“什么是最好的”就不再为我们所关心，“最好的”前面被加上越来越多的定语，以致最后，这六个字变成了长长的一句话：“什么是在现有条件许可下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最好的”也从来不是公司上下讨论的话题，从供货商到生产商再到销售商在乎的似乎只有一个：什么是最好卖的。
设计师们总是在和创造力做着妥协；如果你不肯妥协，那无非是你的品牌没了，像Andrea Gabrielle；要么是你没了，像我的很多设计师同事们。
其实，对于时代的疑惑也并非今天才有。早在1968年，Balenciaga就因为不参看书中“流星”一文能向他再也无法尊重的那个时装时代妥协，关闭了他在巴黎的公司，退出了江湖。 对于设计师而言，今天的时代是不是连他退出的那个时代还不如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