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年老多病兼之超常的憔悴，自然使她与“美丽”之类的盛誉不再相干。但是她不知道，也许从来都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前她十多岁的时候，暗地里将她看成美女兼圣女而仰慕她的人很多很多，十里八乡都有耳闻。那时的农村人还不懂得“美丽”、“漂亮”之类的词儿，夸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只是说“这闺女儿真俊”。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品味着“俊”、“美丽”、“漂亮”三者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俊”是外观秀美与心灵聪慧的总和；“美丽”是远观好看与近观庄重的统一；“漂亮”似乎就只剩下脸蛋的醒目了。半个世纪前，人们（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啧啧赞赏这个女孩子时，近看先是惊愕良久，如看天女；待到走远，这才失口赞叹：“天！这简直是王母娘娘派仙工仙匠一刀一刀精雕细刻出来的玉女！我真是开了眼了——世上竟有这样俊的女孩！”
纯正的青春年华
我在五六岁时就认识她，那时她十岁左右。我是书塾的学子，她是塾师的女儿，也伴在我们旁边读一点书。五六岁的男孩自然没有性意识，但我对她的“俊”已有了特殊感觉。先是觉得她那张好看的脸确实与众不同，真当得起眉清目秀，真好像能工巧匠费时费力、毫不马虎地细细加工出来的，没有一丝粗糙感，绝不像村里村外一般的乡下丫头（十来岁时竟还有鼻涕擦不净者）。
她十岁左右与男生坐在书塾里，已经有了“男女之别”意识。男生偶然与她谈话时，她已经有了本能的羞涩感，脸也泛出阵阵红晕，那样的红晕实在太美了。
我对她的特殊关注还在于她的出色的“静态”。当我们坐下来听她父亲讲书时，时间一长男生是坐不住的，总要搞些恶作剧，或是时不时要求“出恭”（上厕所）；只有她，端坐始终或低头看书上的字，一两个时辰不移动，不出门。闲下来（即上课间歇的时候），男生大多跑出书塾松弛一下神经，她往往只是偷偷对我说：“坐正了，陪我说说话。”我一经要跑出门，她就用命令式的语气对我说：“坐好！顶属你淘气，猴儿巴吉，挨打最多还改不了！”
她之所以不忌讳我，原因之一是我比她低一辈，兼之年幼好几岁，而年长的男生竟有比我大十余岁者。另外，我虽然功课好但淘气出色，惟有我的无忌之举、童言傻话能使她笑一笑，笑时又不必脸红。
解放后，村里有了正式的小学校。由于我有书塾底子，九岁的我被编进三年级。而十四五岁的她由于父母的封建观念，特别是重男轻女观念，加上很严的“闺训”，不允许她上学。学校为了扩大生源，要求我们每人至少动员一两名校外生前来入学，我便首先想到了她。几经犹豫，我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家的篱外，低着嗓子喊了声她的名字。听到答应，我才轻轻地推开她家的柴门。
那时是春节过后的数日，她家的篱上还残存着积雪，但院内的杏树却已悬满了红蕾。我就是在这株红杏下与她对站并讲明来意的。十四五岁的她，早已有了大姑娘的雏形，健康的红颊映着洁白的牙齿，美得使我不得不低头、羞怯。她家的洁癖是出了名的，院子总是扫得格外认真；她一家人的衣服（包括打了补丁的）总是拆洗得异常洁净。她的头发（独辫）也是梳理得毫不马虎。
５０年前的天空，是无尘无垢的，蓝得像水洗过那样清澈透明，那种蓝色简直蓝得慑人，使人感到渊深而神秘。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宇下、土地上对她做出请求的——希望她入校上学。终于，她父母妥协了。由于她已认了不少字，兼之从父母那里学会了珠算，也被编进了三年级，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巧得很，初小、高小、初中我与她都是同学。她读书认真，无任何杂念，因之功课十分出色。但她的封建观念仍很重，对待男人（包括男生、男老师）除了因“公事”必须说话的时候才简要地开一开口之外，多余的话是绝不说的。例如对男生，她在始终埋头做功课的时候无论你胡乱谈些什么，怎样逗她，她永远目不旁视，更不开口；对待男老师，除了交作业的时候顺便说声“老师好”之外，你即使要她坐一坐，问些闲话，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老师若是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确有无忌的男生或不轨的男教师对她说了多余的话，且又隐含着不洁意识。她不仅很快离开，而且不久就将该人的涉邪之言汇报给有关领导。当然，她不会中伤人，只是淡淡地向领导说：“请您转告他：除了功课，什么话都不要跟我说。”
她惟一能跟我说些随便些的话。后来我才得知，原因之一是，在村里论辈分她比我高一辈，我应当称她为“姑”——尽管我与她既不同宗也不同姓。不用说，这里头也源于我年纪小，比她小好几岁。
上述这些事都很平常，没有任何刺激性。但一件十分有刺激性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是我１６岁时的事。那一年，我在北京读高一，她在北京的另外一所学校也读高一，虽然我和她都在北京，但几乎从不见面。只有在放了寒暑假，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才偶然遇到她。我只知道她的功课仍很出色，酷爱的是数理化。至于文学，似乎一星儿兴趣也没有。而那时，我已经偏爱文学，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兼也向报刊投稿。回到农村老家后，见到乡梓虽然很贫穷，穷到只有草木和溪流，稼禾荒疏兼之百姓缺衣少食，但那很原始的草木、很清澈的溪流本身，毕竟是可爱的（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浓重的工业污染色彩）。我是文人，讴歌草木田园是我的本能之一。那时，我见到纯净的蓝天、清爽的微风、洁净的河水池塘，竟也能文思洋溢。
写到大自然之余，我心中总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怅然，好像缺少点什么。
缺少点什么呢？缺少人。但又不是缺少很多很多人，以流行模式存在的人（特别是渐渐浸染出“左气”的人）遍地都是。你以为我缺少的是异性吗？似也不是。模式化的女性也已很多，包括城市里的女性，也包括我的女性同学或随便抓一个就可将其磨热的“女朋友”。因为她们也大都厌于读一点文学作品，只热中于参加“政治运动”。我缺少的人，恰恰是当初跟我坐在同一个书塾中，一同听塾师讲述古书的那个特别的女性。想来想去，我发现我所寻觅的其实就是她。
很巧的事来了。
由于家境清贫，她和我想到了一起：到十几里外一个农场的稻田中拔除稗草，为此可以挣一点钱，以做学杂费之用。这一天，我和她一同去了。到了稻田之后，许多打零工的男女大都穿短裤（因为稻田里有二尺深的泥水）。我本人自然是穿短裤的，而且赤着脚。只有她，虽然事前早已有意穿上了旧衣旧鞋，但她很传统的封建意识仍很浓重，直到走进稻田下水的时候，她仍很固执地穿着长裤，而且绝不挽一挽；脱掉鞋之后又绝不脱袜。大约由于幼小时候她父母的训戒“女子肌肤绝不轻示于人”已注进她的骨髓中，而她又固守始终的缘故。
因之她使我感到神秘。
稻田的水中有一种其貌丑陋且喜吸人血的虫子，名叫蚂蝗。此物缩小时像肉团，伸长时却像小蛇，使人生厌生畏。稻田中的除稗者大都将短裤挽到腿根，即使这样四下里也时时发出用手拍打大腿的声音。这是因为几秒钟之内就会有蚂蝗附在人的身上，并偷偷将吸血的嘴伸进人的血管。始终不脱袜、不挽裤、不拍打蚂蝗的，只有她。我起初没有留意，即使发现她的脸上有超乎寻常的恐惧之色，额上的汗也多得超乎常人，但我只是猜测她不习惯于干过重的体力劳动，累得难以支持，没想到其他。此时的她，也只是埋头除稗，一言不发。
待到下工后，劳作者大都散去，四下里除了她和我再无他人的时候，她才猛地惊叫一声，近乎要晕倒在稻田上。我用力扶住她，只见她浑身颤抖，很费力地用手指了指她的裤子，变着声地说：“蚂蝗……”
我明白了。我将她搀扶到清清的渠水边，她又再一次坚持把她送到一段水渠被草木遮掩的隐蔽处，坐下来就倒下了。我发现，她的脚上，即使穿上了袜子，也早已盘踞了十几条蚂蝗，而且从袜隙伸进脚中。完全可以推测，长裤里的腿上不知吸附了多少条蚂蝗！
我什么都没多想，只是想到了她腿上的那些蚂蝗，忘乎所以地将她的袜子脱掉，甩掉蚂蝗，在清水中洗净。随之，我又将她的长裤努力挽到腿的根部，一边挽一边用力抖掉蚂蝗，用清水撩洗。但是她腿上的蚂蝗，至少有几十条！我本能地将其逐一拍打尽，真当得起血迹斑斑。我用清水冲洗了很久，才闪耀出她那两条洁净而白皙的腿。她用双手捂上了眼，不敢看。
那是一双多么白净、多么晶莹的腿！
我不能百分之百地否认我已经有了性意识。但十六七岁的我，虽有青春萌动但毕竟未涉邪意的我，特别是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读的大都是“清品”的我，那性意识也只能表现在对这双异性的腿的珍惜感与神圣感上。特别是对她，我幼小的时候（直至今天）都把她看成（包括强行设想成）深邃的谜面和谜底，绝不会产生也绝不敢产生任何一丝污秽心理。稍有此意，我就顿时很由衷地觉得有罪恶感、丑恶感。何况她整理好裤子，穿上袜子和鞋，站起身时便红着脸乞求我：“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这可是我很认真地求你……”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而且打心眼儿里认为：莫说我向别人说了连我本人都是丑恶的，而且一旦有人偷窥到这件事，本身就是破坏了世界的光泽，就是污化了世界的圣洁。
也许，那就是真正而纯正的青春心态吧。
用梦绘制一生的朝阳
若干年后，她和我都已大学毕业，天各一方。她专攻的是化学，我致力的是文学，也就越发隔行如隔山。偶尔见她一次是文革末期，相会的地点是我的家乡（时值我已“解放”）。谈到文革命运，我俩很不相同。搞文学的人好像注定要承受太多的苦难，我挨批斗也挨了几百场。她搞的是自然科学，即使被扣过白专帽子，但白专毕竟是个温和的词儿，不会受到过重的冲击，不像我曾戴的“反革命”帽子那样沉重，如负铁枷。她的结婚也顺利，男方是军械研制部门的副师级领导，才四十出头。据说此人在思想上很正统，在品
